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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原中國社科院學者、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433389240508&docissue=2015-23



最後修改時間: 2015-06-06 14: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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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sis of Rule of Law, Democracy and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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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英國《大憲章》的啓示

【明報專訊】今年6月15日是英國《大憲章》簽署800周年,英國正在準備舉國隆重紀念,而我們中國人卻對這份偉大的歷史文獻以及其他法治憲政文獻知之甚少;在中共18屆四中全會鄭重承諾「全面推進法治建設」的今天,我們亟需補上這一課。


《大憲章》對我們當前的法治建設具有哪些重要啓示呢?

「封建」是專制的對立面


我們首先要把握《大憲章》產生的歷史背景:它是英國封建貴族制的產物。沒有封建貴族,就根本不會有《大憲章》,也就不會有法治和自由憲政;沒有自由憲政,也就不可能有自由民主。與「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民主」的流行見解相反,自由憲政的創立與資產階級無關,與「人民群衆」就更沒有關係。它是封建制度之下,王權、貴族、基督教會(以及比較次要的角色——自由城市的市民)幾大社會力量之間複雜博弈的結果——偶然的、幸運的結果,沒有什麼「歷史必然性」可言。


所謂「封建」,是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被日耳曼蠻族滅亡,又經歷長達四五個世紀一波又一波的蠻族入侵,在舊羅馬帝國的一片荒凉廢墟之上,以各日耳曼蠻族部落為主體(他們當時還處在原始部落晚期),混合了原住民,到10世紀前後才摸索着建立的一種嚴重倒退、遠比古羅馬文明野蠻落後的社會形態,它和同時期的中華簡直毫無共同之處,我們那時怎可能是什麼「封建」?中華最接近西歐封建的歷史時期是西周,到春秋此「封建」就禮崩樂壞了,貴族衰亡、平民崛起,到戰國時期就只有七大專制王權國家的混戰,秦兼併六國之後變成大一統的皇權專制,一直延續到清朝覆滅。


啓示一:封建貴族消亡、王權(皇權)專制延續兩千多年的悠久傳統,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一大原因,因此,反專制、反皇權的思想啓蒙仍然是我們沒有完成的歷史使命。但是,僅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思想啓蒙,沒有社會基礎還是不行;「有恒產者有恒心」,如果沒有私有產權的保障、「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興起,那麼,崇尚獨立自由的「貴族精神」(相當於儒家「從道不從君」的「士君子精神」)就沒有立足之地,中國的現代化仍將障礙重重。

英國例外論


西歐的封建到十五十六世紀才逐步瓦解,專制王權隨之興起,近代民族國家開始形成,這比中國晚了2000年。非常幸運的是,當英國也在走向王權專制的時候,自由憲政穩住了腳跟,英國達成了幾大社會力量的大妥協,國王、議會、教會的權力各有其合法邊界,不得踰越,每個人的自由權利既受法律約束、又受法律保障;這是以君主制為表,法治、自由憲政為裏的「共和正義」。「共和」與「民主」也不是一個東西,英國從1832年開始「民主化」,直到一戰結束才有了民主。舉目四望,只有英國走了這樣一條極其特殊的道路,不但中國沒有,其他歐洲國家也沒有走這條路。

英國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路?原因很複雜,一言難盡,其中包括《大憲章》所體現的、英國人引以自豪的「英國人民自古享有的自由傳統」,1066年「諾曼征服」之後建立的比較有效(與歐陸各國相比較)的中央政府,以及貴族權力與國王權力的相對平衡。這個平衡非常關鍵,如果國王一權獨大、壓倒貴族,就會像法國那樣成為王權專制;相反,貴族權力過於强大、壓倒王權,就會形成封建割據,就不能完成國家統一;這兩種情况都不利於「現代化」。

有了自由憲政,英國才有了後來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近代科技和民主,才有了「現代化」這個了不起的文明突變。這個現代化的英國主流模式先是傳播到英國殖民地(包括美國),然後向全球傳播,現在已經有超過100個國家走上了這條道路,基本實現了現代化。

為什麼這麼多歷史和文化傳統大相逕庭的國家都選擇了現代化?中華民族從自身的痛苦經驗中得出的結論是:不實現現代化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捱打;不實現現代化,就只能落入一個個專制朝代的治亂循環,不斷遭受王朝末年「王綱解紐」、天下大亂,秩序大崩潰、文明大倒退的浩劫。

無疑,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一定會有自己的特色,就好像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學習方法和能力、都會有不同的成績一樣,但那絕不意味着我們已經創造出了一個現代化主流模式之外的替代模式。現代化主流模式當然也絕非完美無缺,它一定會不斷改進,但那是現代化實現之後才會產生的「高級問題」。處在現代化的初級階段,卻去嘲笑西方國家的高級問題,這種昏頭昏腦的妄自尊大會有什麼樣的災難性後果,慈禧太后、倭仁、義和團民已經足夠令我們刻骨銘心了。

啓示二:實現現代化是國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向英美學習的成績愈好,現代化的代價愈小、成果愈大;對英美道路愈是懷疑、牴觸,愈是强調什麼「中國特色」,現代化的阻力和代價愈大、成果愈小。
《大憲章》和自由憲政是談談打打的結果
約翰王被貴族逼迫簽署了《大憲章》,貴族息戰罷兵了,但國王很快就反悔,於是戰端又起。非常幸運,不久國王病死了,其9歲的兒子繼位,戰爭才停止。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君主立憲制立穩了腳跟,400多年的英國史,就是一部貴族捍衛自由憲政、國王破壞自由憲政的鬥爭史、戰爭史,據統計,《大憲章》在貴族的壓力下,歷代國王不得不一再宣告確認了不下32次(一說37次)。


值得注意的是,貴族的反叛和我們熟知的「農民起義」很不相同,它是在契約精神的約束下,貴族要求國王履行契約、保障傳統權利,有邊界、有道義底線的有限訴求,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因此,貴族與國王的戰爭可以說是「以命相搏的體育競賽」,雙方都受遊戲規則約束,在生死關頭也永遠要保持紳士風度,而不是痞子流氓式的無法無天、無所不用其極。近代以來的戰爭法就是這種貴族「戰爭文化」的延續。

真正的貴族視榮譽高於生命,認為不按規則比賽是下流的丟臉行為,貴族寧可戰敗也不會幹這種可恥的事,所以才會有我們春秋時代著名的宋襄公「不擊半渡,不擒二毛(不俘虜頭髮花白的人)」的「仁義之戰」。貴族戰敗就放下武器認輸,練好本事再戰,所以不認為投降是什麼奇恥大辱——輸了體育比賽有什麼恥辱可言?

《大憲章》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的「平衡兼顧」的正義性,不但最大限度地以契約(憲法就是最高契約)規定好每個人應當享有的合法權利——此即所謂「正義」,其精神是「給每個人以其應得」,這「應得」1215年時當然只能是嚴重不平等的,但只要有了這個精神並不斷重申,就有可能逐步平等化——更重要的是,還規定了契約遭到破壞後,現實可行的、保守改良性的有效救濟辦法——規則約束下的反抗權,其目的是保障原有契約的有效性,而不是「成王敗寇」,將契約破壞無遺、僅僅最大限度滿足强者勝者的單方面利益。

貴族的「打」是為了「談」,「談」是為和解、為恢復原狀,不是什麼改天換地的「革命」。由於「革命」一詞的歧義性,許多人拿貴族的反抗權為革命辯護,稱之為「革命權」,這就把貴族與流氓、改良與革命、依法反叛與違法犯罪混為一談,嚴重背離了歷史真相。「革命」不僅僅是以暴力更換統治者,還要以暴力根本改變政治制度(政治革命)、社會結構(社會革命)甚至全部價值觀、信仰、道德標準、思想理論和生活方式(文化革命),封建貴族哪會如此行徑?

啓示三:《大憲章》肯定了貴族和人民的反抗(反叛)權,但這反抗雖然允許訴諸暴力,卻和不受任何規則約束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大相逕庭,因此,它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宣言書;同時它也昭示我們,「自由」不是天賦的,也不是統治者自動賜予的,它是珍視「法律下的自由」的「士君子」不斷為法定權利依法抗爭的結果。(系列之一)



最後修改時間: 2015-06-06 17: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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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6

其實唔明白亞洲週刊點解有個名叫 YaZhou ZhouKan。

算係咩呢?中文名已有了,YaZhou ZhouKan 又唔係英文來,又唔係地方名,係乜來呢?

人民日報 英文名係 Peoples' Daily,而唔係 Renmin RiBao。

Anyway,冇看亞洲週刊YaZhou ZhouKan很久很久了。
neonte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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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07 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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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ntetra 兄, 係國語拼音, 雖然怪雞
georgefwy1977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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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08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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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文行板:文學與音樂的時空絮語
Literature Andante of Europe
作者: 洪雯倩
追蹤作者
出版社:立緒
訂閱出版社新書快訊
出版日期:2012/04/11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八十八個黑白琴鍵,十隻手指,十年寒窗;
琴瑟,不會憑自無端五十絃……

  藝術,是美術、是文學、是音樂、是哲學──

  是人文蘊涵的表徵,亦是終極的人性關懷。

  20篇親炙時空場域的文化記事,20年尋訪藝術心靈的生命積累,以維也納為立足點,放眼歐洲的人文角落,透過褚威格、克林姆特、舒曼、蕭邦、尼采、卡夫卡、馬勒等,藏匿在古典背後的孑然身影,人們在時光洪流中尋找和自己神似的面孔,感應到彼此相通的靈魂,最終,得以用清楚而超然的姿態,凝視、思索、涉入──人本神魂的文藝復興,實事求是的啟蒙主義精神,以及近代,我們口中有關歐洲的一切。

  「不是音符讓人感動;而是藝術、經由一瞬間的不期而遇,在人性上烙下了靈犀的悸動。」

  這是作者洪雯倩女士的詮釋。藝術之於人的觸動,猶如閱讀一段華美的小說段落,人,我,側身字句之間,往復觀照,在超越虛實與時空的交會剎那,便是「感動」誕生的永恆瞬間。

  本書採擷了二十個永恆的瞬間。作者洪雯倩女士積累二十年的文化行旅,以親炙已故的藝術家所留下的足跡為主軸,以歲月痕跡為生命走筆,嘗試重現歐洲藝術、歷史、人文精神的一景一物。維也納、威瑪、布拉格,在城市與城市之間,引領讀者踏上當年藝術家們輾轉流離的殊途,終點,必是結束在人們面對命運悲喜的喟然一嘆。

  在作者充滿人文關懷的溫暖筆觸下,不僅訴說了偉大心靈的激情與孤寂,更多的是人性幽微的黯面:褚威格灼人的祕密、貝多芬倔傲的吶喊、馬勒難解的人性之謎、叔本華憤世的意志表象、卡夫卡退卻的抑鬱、舒曼矛盾的黑色幽默、尼采沉鬱的批判,還有克林姆特帶著「遺憾」的筆觸與「魔鬼」的顏色──那是生命篇章的真實筆觸,是渾沌心靈的自然本色。

  層層堆疊的生命厚度,不因春秋遞嬗稍有減損,反而隨著時間的打磨,更加熠熠生輝,在樂音裡、文字間、畫布上,隱含了一種樸質渾亮的智慧,只有明眼人,才能在靜思中看出其中箇妙。

作者簡介

洪雯倩

  維也納國立音樂大學演奏家文憑暨音樂學博士

  曾任交通大學音研所、台灣藝術大學、淡江大學助理教授

  《自由時報》專欄作家,定期為《表演藝術雜誌》撰稿

  e-mail:w.hong@gmx.net


目錄

作者序 一絃一柱思華年

1.《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另一章──褚威格外記
事情源自於一封信,一封沒有屬名的信。潦草的字跡,由厚厚一疊的信頭開端:「你,這永遠認不出我的你!」這種無厘頭的稱謂,讓任何人都會好奇的,小說故事也就由此循序帶出。

2.「維也納風情」灼人的祕密
「祕密」,之所以灼人,在於她的難言和不可告人之處。那是一種交融於精緻文化與內斂情慾的閃爍眼神;一種,生命中原本早已成定局的答案。

3.海頓、莫札特與貝多芬之間的「古典」奧祕
一個小小、微弱的自由精神火種,在海頓手上悄悄地點燃,傳給莫札特,最後交給了貝多芬。這微乎其微、剎那即逝的小火種,仍有它自身的溫度,它,只要能遇見看得懂的人,就會繼續燃燒下去。

4.克林姆特的畫塚
他筆下熠光炫麗的世界,自「世紀末」(Fin-de-Sie+'cle)以來,一次又一次地,攪和著道德與邪惡的試探;慾望與不安,皆隱附在女性虛柔、理所當然的嫵媚中,用一種「遺憾」的筆觸,調上「魔鬼」的顏色。

5.幽默魂──舒曼
他要面對的人生是:在海德堡念法律還是捨音樂的掙扎;在萊比錫該走文學還是音樂創作的猶豫;在杜塞朵夫,跳,和不跳萊茵河之間的抉擇。只有最後的──「瘋」,由不得他。

6.美感,來自孤寂的凝視──蕭邦
「望著窄窄長方形的天花板,整間房子對我而言,好像一個巨大的棺木……」在蕭邦的音樂中,即便是激動澎湃的地方,那也是因被困在寂寞裡的孤絕之心,在覓覓尋找出路之下,所無法釋去的激切狂怒。

7.與尼采的夜半對話
黑白照片上癱瘓無神的眼神,濃濃的八字鬍,僵硬的神情,吃力地朝不知名的前方望去,那,是威瑪的方向?昏暗的房裡,唯一的光點,可能是那炯炯的眼神,在一片遺世中,透露出懾人的掙扎。

8.布痕瓦德的深秋.非關命運的命運
我已不在了……在那段歷史,我算是已經進了焚化爐的人了。那我現在的存在是什麼?看到是鏡中的我嗎?我的存在是「非關命運」?不合理的?不,是連命運也把我遺棄了。

9.賦格曲裡的小宇宙──巴赫
「單子」與「動機」,同樣的耐人尋味。巴赫的音樂,都是一完整不過的小宇宙,裡面運行著一個個簡單、完備的「小動機」,在他的賦格裡,無窮盡地衍生出令人探索不盡的音樂世界。

10.音樂的建築師──韓德爾
和神性相反的,當應是短暫、且非永恆的「人性」,是韓德爾作品中那戲劇人生的「現世」。以舊約聖經的劇情為骨,絕妙的對位為底蘊,加上令人耳目一震、大膽的和聲色彩,一曲「彌賽亞」,是他為上帝講述的故事。

11.永恆的兒子──卡夫卡
魔幻寫實,寫的是內心的潛意識,也是卑微的縮影;突顯的是「不存在」的價值,甚至──不值得存在的價值 。必須再一步退回到原點,才算是完成,才能體會到存在的實感。如同他的名字:「卡」──夫──「卡」,回到原點。

12.雨中行走的人──維根思坦
「對於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維根思坦急於尋覓一個給風雨中行走的人的避風港。這刻意安排的荒陌疏離,不是哲學家本人的資質,也不是命運的真貌。最後雙方一定會不歡而散的。

13.人性,真實的人性──馬勒
預言,只不過是一種「逆向」的回憶。馬勒的音樂有種預言的能力,那是他的另一個謎。他要聽的是絕對內心的聲音。要真空生妙有。一架鋼琴,一張書桌,一堆手稿,就是這世界了。

14.馬勒的辦公室──維也納歌劇院
馬勒接手維也納歌劇院十年,「歌劇院從樑柱到地基,被這種空前持續性的高度地震給震得天搖地動,凡是不夠強韌、存活力不夠的,全都得陣亡。」這才是維也納深藏不露的真面貌。

15.童子六七人,詠而歸
老舊昏黃的燈光下,映著煙霧後的教授,某一刻,那朦朦朧朧的談吐、頓挫,總讓我驀然以為看見舒伯特的形影。他總是對學生說:「請坐,請告訴我一些我所不知的事。」

16.曲終人散──鋼琴家布蘭德的告別演出
「最好是無預警的告知,我心中理想的狀態是:舞台上演出完畢後,再對聽眾說,剛剛是我的最後一場告別演出。謝謝。」布蘭德選擇在維也納,一個願向藝術家下跪的國度,結束他一輩子在「作曲家」和「聽眾」之間的對話。

17.王者之風──李斯特的藍色沙龍
他的極端,到底有多誇張;把詭異、荒涼、老樹枯枝瘦馬,與大漠孤煙蒼茫似的俠客豪情誠實地擺出眼前,像他的B小調鋼琴奏鳴曲一樣,一種和現實的決裂,一種巨大的力量和美。

18.諸神的黃昏
歐洲文明之始──希臘,把天上地下、神話、人性,不著痕跡地安頓在藍天、白屋、神祇的廢墟中。諦聽過日 復一日拍岸的大海;一次又一次凝視落日的動人,僅覺得華格納真像青春期式的反叛,真以為諸神有這般的黃昏結局。

19.失明的城市──葡萄牙詩人薩拉馬戈
極端自私物化的現象,是一個新的「精神恐怖主義」、一個新的「獨裁者」。只有明眼人,才能在靜思中看出其中箇妙,薩拉馬戈預言式地把這世紀初的恐怖提早寫入小說──讓我們「看見」了。

20.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叔本華之死
一個心靈處於音樂活動的當下,即是在從事哲學思考的活動,只是它本身不覺而已。時空的座標已經不再以平常的姿態呈現,也不再以原有的邏輯運作……叔本華辭世的椅子好像還殘留著餘溫,人,不過才出門喝個咖啡,馬上就回來似的。

精彩試閱
http://www.ncp.com.tw/images/epaper/10104footprint/index2.html

歐洲人文行板:文學與音樂的時空絮語 - 樂多日誌
http://reader.roodo.com/aswing1978/archives/19421386.html

洪雯倩《歐洲人文行板》 - 全國新書資訊網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C00_index.php?Pfile=2490&KeepThis=true&...


最後修改時間: 2015-06-08 11:29:21
georgefwy1977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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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08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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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
朱雲漢顛覆舊思維剖析全球新秩序
2015年3月22日 第29卷 11期

朱雲漢新作《高思在雲》引發激盪,他大膽指出西方已不再主導世界,以中國為首的非西方世界正迅猛興起。面對大格局的變化,台灣如何自處非常重要;他特別提出,不能顛覆一個中國原則,否則兩岸關係會生變、動盪不安。


台灣知名政治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最近出版新作《高思在雲》(天下文化出版),以其深厚的學養及豐富的人文關懷,以獨特的「大歷史觀」概念,指出身處「巨變時代」,過去所熟知的西方中心世界(West-centric world)沒落,一去不返,深入剖析在這個劇烈變動的年代,唯有跳脫過去習以為常思維,才可能迎接二十一世紀多元格局的挑戰。

朱雲漢在自序中指出,全球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正在進行一場翻天覆地的結構重組,但是大多數台灣民眾對這場歷史大變局仍渾然不覺;多數意見領袖還是緊抱二十世紀後半葉形成的主流觀念與思維模式,沒有作好迎接變局的思想準備。這是今日台灣最大的危機所在。

朱雲漢指出,人類社會正面臨數百年來歷史的分水嶺,站在分水嶺上,可同時看到四重歷史的大反轉。其一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的式微,其二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其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其四是西方中心世界的沒落,也可以說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這是一體的兩面。

非西方世界崛起,是四重歷史趨勢中最根本層次的結構變化,其中又以中國崛起,對舉世政治、經濟、軍事所造成的衝擊、對全球秩序的重組,影響最深,這也是貫穿整本書的精神所在。

朱雲漢用中國「興起」,而不是一般常見的「崛起」,因為他認為中國今天快速經濟發展只是恢復它在世界經濟體系裏的份額,並非從無到有。

要理解中國興起對世界帶來的衝擊,首先要對中國的發展模式有一個客觀比較,才能全面理解。朱雲漢認為,到今天為止,對於這種理解,很多亞洲周邊國家的社會菁英還處在落後的過程。之所以會出現巨大的認知落差,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國家太容易用自己熟悉的歷史知識和認知框架,去理解中國的發展模式,而這樣的認知基礎其實充滿著以西方為中心的謬誤與偏差,以為那是唯一的角度與視野。

根據朱雲漢的觀察,中國發展模式得力於三個特殊條件:第一是特殊的政治體制,第二是充分發揮「大」的優勢,第三是在全球化時代發揮了「後發優勢」。

很多研究中國發展經驗的學者都忽視了特殊政治體制帶來的優勢。七九年之前三十年,中國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體制,這個體制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其動員、滲透的能力進入到社會最底層。中國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可以將社會中多數人的意志力凝聚在最需要優先發展的目標上;在民族復興的大旗下,中央政府享有調動全國資源集中使用的正當性。

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與工業資本國有化或集體化。除了農村土地外,這個龐大國家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這成為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

朱雲漢指出,社會主義讓城鎮土地全面國有化,改革開放又讓國有土地重新進入市場,成為最重要的資本來源與城市建設資源,這正是中國城市得以快速發展的獨門秘訣。

中國市場發揮磁吸效應

其次,中國充分發揮了「大」的優勢,它可以充分發揮「經濟規模」,發揮它的磁吸效應。全世界所有跨國企業無不擠破頭要進入中國卡位,在有「市場」這個談判籌碼情況下,中國政府可以對外資要怎樣進入中國,設定很多特別的、一般情況下跨國企業不會輕易答應的條件。比如,美國通用汽車進入中國,就把一個新的研發中心設在上海。

中國模式第三個特點就是「後發優勢」。中國改革開放的時間,讓它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管在生產、產品行銷、金融整合,全球經濟都在這個時期突飛猛進。過去三十年全球化腳步加速,跨國企業進行全球生產布局,資金跨國移動的限制一一解除。

主要研究領域為民主化的朱雲漢也為台灣民主把脈,對於台灣民主會走到這般田地,深有所感。他指出,台灣的政體轉型過程比其他新興民主國家更為平順,台灣為民主改革所付出的社會成本較低,政治秩序從未出現中斷情況,政局震盪對於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衝擊十分有限。

但從另外一種角度來看,這也意味著台灣的民主改革未能畢其功於一役,社會成本是以「分期付款」與「連本帶利」的方式支付;台灣的新民主體制仍不免拖著威權體制的泥,帶著「準列寧式政黨」的水。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提前開始分享民主改革的果實,因而過早喪失深化民主改革的鬥志與誘因;民間社會還未完全走出「準列寧式政黨」掌控的陰影,就再度受到惡質化政黨競爭的擠壓與污染。

台灣扭曲變形的民主導致政治內耗不斷。朱雲漢指出,有三個耗損治理品質的元兇,第一是憲政制度缺陷,第二是藍綠政黨惡鬥,第三是惡質化的媒體競爭。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台灣喜歡唱衰中國大陸,說大陸遲早會分裂,最有名的觀點是前總統李登輝的「中國七塊論」,這種支解中國的論調證明經不起時間考驗,隨著中國崛起,台灣五味雜陳,立場偏綠的媒體不改其志,依舊選擇性地聚焦大陸的各種問題與落後,表現出另一種的阿Q精神。

數據支持美國霸權衰落

《高思在雲》在學界引發激盪,朱雲漢大膽指出西方國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並以實證與數據說明美國霸權正衰落。另一方面,以中國為首的非西方世界則迅猛興起,開啟人類文明以來少見的「奇蹟」。這對習於以美國觀點看世界的台灣不啻當頭棒喝。

朱雲漢說,這本書也是對台灣的「補課」,希望能引導大家去思考台灣處境的問題,要把台灣未來幾十年可能面對的大的格局的變化,不管是全球的或東亞的,大致在心理上要有一個思想準備,「然後再看我們該如何自處?怎麼樣趨吉避凶?」但他擔心的是在井底之蛙的環境中,台灣現在社會所累積出來的願望、情緒,在他看來不但不是趨吉避凶,而是「趨凶避吉」。

今年五十九歲的朱雲漢研究專長為東亞政治經濟、國際政治經濟、兩岸關係、民主化,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位台灣極具國際聲望的政治學者於二零零九年當選為美國政治學會理事,為該學會成立一百多年來第一位來自亞洲學術單位的理事,並於二零一二年七月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成為一九四九年以來政治學門的第二位院士(另外一位是朱的老師胡佛院士)。

朱雲漢經常提醒台灣大學生,面對一個歷史巨變的時代,要有膽識回答幾個根本性的大問題:我們從哪裏來?處在什麼階段?往哪裏去?為什麼過去信奉的標準與制度難以為繼?

立志做一個「明白人」的朱雲漢在《高思在雲》一書中,反映了他對這些大問題的初步思考。走過四十多個國家,尤其受邀參加美國知名學術思想研究機構亞斯本研究院(Aspen Institute),與美國政治菁英、學界領袖、企業巨擘等經常有機會深入對話,使他對全球政經變遷有一種異於常人的穿透性理解。

早在八十年代朱雲漢在美國唸書時即發現美利堅走向衰敗,其間美國就由淨債權國淪為淨債務國,之後的伊拉克戰爭猶如戰爭錢坑,耗掉近三兆美元,直逼二戰,加上「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讓美國所扮演的全球霸權角色出現戲劇化轉折,當時朱雲漢即大膽指出這個超級強權的民主化與市場化危機,但學界並不理會他的說法,覺得他算老幾,憑什麼這麼說。

福山不再捧民主與市場

與此同時,朱雲漢的好友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中曾大膽斷言:「自由主義的民主,……是人類政府的終極型式」。在這種視野框架之下,西方知識分子即假設全世界將服膺美國的領導,因為美國是打造世界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龍頭。接下來的發展與當時的樂觀期待幾乎是背道而馳,經過多年沉澱,福山也承認自己預測失準,現在他已經不再高捧民主與市場。也證實了朱雲漢的先見之言,福山的說法反成了他新書的「註腳」。

二零一四年太陽花學運,社會多數站在學生這一邊,朱雲漢在《天下》雜誌發表「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一文,聲討學生佔領立法院的行為,呼籲民眾正視國會遭到踐踏的本質,並質疑抗爭學生的人數和手段嚴重背離比例原則,展現身為知識分子直言不諱的特質,被認為是代表沉默民眾的怒吼。以下是朱雲漢接受亞洲週刊訪問的內容紀要:

你的大作《高思在雲》的主軸,感覺是在強調中國興起,包括你提到當前歷史面臨的四大反轉,也多少都有中國崛起的影子?

我們現在身處在數百年不遇的大的歷史變局裏面,在這個變局裏面,我也梳理出四個主軸,但這裏面有一個驅動的力量,會觸發改變,衝撞原來我們熟悉的歷史架構跟秩序,那就是中國興起,這是最突出的。不過我也強調中國興起要把它擺在非西方世界全面興起的一個脈絡裏面,當然在這裏面它最突出,但它並不是唯一的,未來我們將會看到整個非西方世界在歷史舞台上會扮演非常非常關鍵的角色,不管政治、經濟、文化,每個領域都一樣,而且這個趨勢越來越清楚,從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就已經呼之欲出,要不然也不會有G20(二十大工業國)?為什麼G7七大工業國要去分享過去它們獨佔的主導全球事務的地位,現在它必須跟這些國家協調,甚至要它們分擔很多責任,而且這個過程還在持續,只會加速。

美國想方設法要遏止中國興起,為何最後還是遏止不住?

這個問題很有趣,美國今天自己也在辯論說,我們為什麼沒有更早下定決心去遏止中國?坦白說,當中國擁有核武的那一天,美國就沒有絕對抑制它的實力,再加上它的改革是漸進的,它也是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對外開放方式,並不是關起門來自己搞一個獨立王國,或者維持一種對你非常仇視的心態,這都不是,它以一種參與你們國際的經濟交換關係,不管是貿易、投資或技術移轉,而且我提供你們好的獲利的機會的可能性。

其實從中國重新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美國也是巨大受益者。美國有一段時間非常志得意滿,認為進入新經濟,等於說終於找到又能維持中度經濟增長,讓生產力不斷提升,物價又能控制在很穩定階段等,其實這都跟中國興起帶給它的好處有關,因為中國向它提供大量廉價的消費品,這對中等收入跟中低收入的生活水準維持非常重要,他們還能夠在實質所得沒有增加情況下,還能維持一定的生活水平。

你是說美國也是中國興起的受益者?

中國參與世界貿易體系是在美國制定的遊戲規則底下參與的,所以你很難把它排斥出去,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它又沒有跟美國有直接正面的軍事或戰略衝突,尤其越戰以後,雙方就沒有矛盾,所以美國就不可能竭盡所能去封鎖它,甚至在尼克森(尼克遜)訪問大陸後,有一段時間美國還依靠它來牽制蘇聯。當它也願意參加世界經濟體系,然後在這個交換關係裏面,美國又佔了很多便宜,所以過去美國五百大企業都是贊成跟中國大陸建設性交往的,因為它們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利益越來越大,而且這是一個獲利極高的市場,美國通用汽車二零零九年幾乎要倒閉了,它最大獲利來源是哪裏?就是上海,它跟上汽合作,否則它哪有能力跟德國、日本競爭?因為它產品不是最好的。

另外,美國很多企業受惠於中國參與美國所主導的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美國企業也透過外包才能維持高度利潤,你看美國那麼賺錢的公司哪一個不依賴中國大陸的生產基地,或至少亞洲整個生產基地(包括越南、印尼,以後可能還有孟加拉)。所以說中國變世界的工廠,對美國的全球供應鏈來講,給它極大的能量,今天iPhone如果沒有鴻海,怎麼可能這麼成功?全世界有哪一個代工的公司說,你把設計圖給我,我在六個月以後就給你交貨六千萬支,而且品質都一樣?沒有,全世界找不到!

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還不只如此,中國大陸不只擁有核子武器,有最後嚇阻作用,保證相互毀滅,它還有經濟上可以相互毀滅,假如有一天中美交戰,美國可能要沒收中國大陸資產,中國大陸在這之前一定會把它所有資產移開,包括股市、債市,免得被你凍結,這引起的經濟風暴是沒有人可以承受的,因為雙方關係已經犬牙交錯、難分難捨了。

中國崛起這麼快速,在你看,它未來面臨各式各樣挑戰,但你書中沒說清楚的是有哪些難題不容易跨越的?

當然我可以列舉它當前面臨的很多問題,例如貧富差距、貪腐等,但我認為最嚴峻的是生態問題,中國先天就處在生態環境、地質環境,相對都是在比較脆弱條件底下,因為過度開發,快速工業化所累積的問題很快就達到嚴峻的程度,現在不但要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且還願意付出代價解決它。舉例來講,不僅僅是大家經常抱怨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問題,還有嚴重的農地污染與表土流失,特別是土壤本身逐漸被重金屬污染等這些問題都很嚴重,土壤一旦使用化肥過量,重金屬遺留物過多,將長期存在那個地方。此外,全球暖化以後,它的政權最大挑戰可能是要隨時應對大型的自然災害,它能不能有效回應它是一大考驗,有些是沒有辦法預防的,或者能預防的有限。

香港為了特首普選問題,跟北京關係緊張,你怎麼看香港未來發展?

香港得天獨厚,繼承了英國原來的東西,又變成中國一個封閉體系選擇性地對外交換關係,透過香港,當然它有一些不錯條件:人民素質不錯、法治上軌道、可以提供跨國公司不錯的運作平台,它也走一個開放港口、高度自由化的路線,這些都OK。但我們要問說,這種得天獨厚地位可能長期擁有嗎?不可能!現在只不過中國大陸還沒有完全開放,比如它的資本帳還是管制的,它還有一點點空間,比如做人民幣境外交易中心。相對於深圳與上海,香港很多優勢都在流失,例如轉運功能,現在只會停滯或往下走,因為那麼多大陸沿海深水港,它的轉運機能或效能都可以慢慢迎頭趕上。香港一定要思考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創造自己的新利基,改變過去的過度倚賴房地產與金融的畸形發展模式。

習近平在兩會重申九二共識,有人批評了無新意,你怎麼看?

當有人講沒有新意的時候,就是典型的台灣媒體思維,好像政治人物每天要換一個口號一樣,對中國大陸領導人不是這樣,一中原則這是根本性、前提性的問題,它怎麼可能經常性改變提法呢?如果對岸把九二共識看成是兩岸和平共處、深度往來的政治互信基礎,如果你在大原則上接受兩岸都是中國一部分,在這個原則之下,大陸才可能以今天的深度跟廣度以及制度化機制跟台灣交往,如果不是的話,大陸對台灣就完全是另外一種對待了,也就是今天所有交流合作以及讓利,台灣都不能視為理所當然。我覺得習這樣講,也是丟一個球給台灣選民去思考,他等於告訴你說,九二共識這個名字並不重要,重要是它的核心內涵,你也不能只提名字,但內涵被掏空;更不能換一種說法,但迴避「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內涵,那沒有任何被接受的可能。當然大陸不會主動說,但台灣可以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對一個中國的內涵有自己的解釋,它默許你有各自表述的空間。

就是馬政府自己講的一中各表?

或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但你這個各自表述,不能顛覆一個中國原則,不能表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所以民進黨如果有一天上台說,我不要九二共識,我重新跟你確認共識,在二零一六跟你確認後改稱「一六共識」可不可以?我認為它也會說可以,重要是要有核心內涵。如果你不能接受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個核心內涵,坦白說,你就要面臨兩岸關係會生變,也就是習說的「重回動盪不安的老路」,就這麼簡單,他現在把話講得比較明白,民進黨與台灣選民無法有太多一廂情願的想像,認為民進黨上台北京給的彈性會比較大,可以繞過一個中國問題。

你認為蔡英文上台後,兩岸關係可能會怎樣發展?

這一年是關鍵期,大家都在問蔡英文。但我是比較擔憂,因為國民黨太弱,以前民進黨會覺得我離那個多數只差百分之五,我怎麼爭取那百分之五?也許在兩岸上要讓大家更放心,我就可以變多數,但現在民進黨會覺得我什麼都不用調整,我就可以變多數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它就沒有這種壓力,何況民進黨現在年輕的世代,尤其是像太陽花學運代表的這種支持者,在國家認同上,還是滿情緒化的,甚至也可以說更激進,更與國際現實脫節,這些人還在後面想在這個問題上往前推,在這個情況下,會讓民進黨未來領導者內部後面拖的力量更強,拖住她不讓不要往九二共識方向靠近。以前我還認為老一代非常教條化台獨運動者慢慢凋零以後,也許民進黨會轉型,現在可能不是這樣,年輕一代更激進,所以選舉競爭態勢沒有誘因讓它去調整,綠營內部又有很大牽制力量,最後就是蔡英文本人的政治信念,基本上她還是一個比較執著台獨理念的人,在所有民進黨領導人中,她自己主觀上還是屬於比較接近深綠,所有這些東西加在一起,我比較擔心。

馬英九有限的一年多任期中,兩岸關係是否就這樣僵住了?

(嘆了口氣)大概就是這樣,不倒退就不錯。貨貿、服貿要通過立法院都不太可能,這樣也好,讓下一屆要選總統的都必須表態,無論蔡英文或朱立倫贊成或反對服貿、貨貿,都必須表明立場,因為下一任總統自己要處理,馬英九不會先幫你把問題處理好再移交給你,你們得表態,不能模糊、也不能模稜兩可。

美國民主體制失靈,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台灣是否也面臨類似民主失靈困境?

台灣民主失靈問題,比美國還嚴重,我們的國會根本是政治亂源,媒體也推波助瀾,媒體的專業水平非常低,所以台灣的選民要學習,要經過幾輪的教訓,才能更冷靜點,不會輕易被政治人物的花言巧語鼓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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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中國改變全球政經秩序 港台青年要認清現實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日前應「香江論壇」之邀請來港發表專題演講,他指出,21世紀因為中國的崛起,扮演著重要的國際角色,以致讓全球秩序重組。朱雲漢認為,過去美國主導了全球的經濟體系,現在中國興起,令人類歷史出現了轉折,撼動了美國霸權,而且讓全球政經秩序重組。故此,認識21世紀的中國,台英美港都需補課。

調整心態 迎接新局

朱雲漢指出,中國的崛起有助於塑造更公平的世界分配秩序,尊重多元價值文化的存在,是人類歷史常態的回歸。然而中國模式雖在非洲中東多國受到青睞,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卻有「酸」的吃味,港台受西方影響亦對中國「嘲諷」有加。港台應放棄虛幻的優越感,重新認識千年的文化傳承,更好適應正在發生巨變的世界。

他強調,對於中國的興起與全球秩序的重組,港台要調整心態,從熟悉的「西方價值」、「資本主義方式」等「理所當然」的觀念中走出來,深入瞭解中國崛起的歷史意涵,見證這場300年所未有的歷史巨變。

美國霸權衰落 中國再興

朱雲漢更把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與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1789年法國大革命、1917年俄國革命和19、20世紀間的美國崛起並列,認為後4者奠定了19、20世紀的世界秩序,中國的崛起會對21世紀的世界秩序有革命性的影響。

朱雲漢認為,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的120年,即2014年,歷史分水嶺的大事紛沓而至:中國的購買力平價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金磚開發銀行、亞投行成立,亞太自貿區進入實質階段,上合組織擴容,人民幣國際化初見端倪,中國對外投資超過引進外資。

「這一系列事件表明,歷史開始反轉,一場300年未有的巨變正在發生。大家曾經熟悉的世界秩序正在消失:美國霸權減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式微,資本主義煺化,西方中心世界在終結。」

「國的崛起,將帶動世界政治經濟的重組,重塑全球化的方向動力,重新制定遊戲規則,引領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他更說,中國的崛起不是「崛起」,是「再興」。中國在恢復原本在世界應有的份額,以及在東亞本來的地位。這有利於世界多元文明的發展,有望塑造世界經濟資源更公平的配置,更接近人類千年的常態。港台都應該重新認識千年中華文化的傳承,中國應該在本輪世界經濟秩序重組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港台青年要認清實況

朱雲漢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面對中國崛起的變化,必須有所因應,以免落於形勢之後。當前,港台的青年們都被近憂所困惑,因而缺乏遠慮,這是兩地的困境。

有人質疑,港台的優越並非虛無,香港的法治,台灣的民主,都是實在的。朱雲漢回應,台灣雖有民主,惟質量不高,立法機構的杯葛已阻礙正常發展。參照許多在還未進入工業化國家就發展民主,幾十年來效果仍然不佳的國家,亦可證明此點。至於香港司法確實相當獨立,有完善的法制體系,但法律制度的設計是否公平,是否符合多數人的利益,還是為少數1%的富人服務?是要商榷的。

他強調,港台面臨同樣的問題。香港貧富差距很大,如果不解決,空有法治,沒有公平正義,也是用處不大。台灣民間有「段子」稱,現在年青人只分兩種,一種是「爸爸在台北市區給我留了一套房子」,另外一種是「我一輩子也不可能在市區買一套房子」,亦是前理。

朱雲漢更不迴避中國體制產生的問題,不過,他指出,整體是持正面態度,奉勸港台不要「握住虛幻的優越感」。

中國優勢=經濟優勢+後發優勢

朱雲漢認為,中國崛起的諸多因素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長期執政」的體制優勢、規模經濟優勢、後發優勢都是構成因素。

體制優勢確保執政者追求國家的長遠利益,有市場和政府兩隻手,並通過分權和放權帶動創新。他指出,中國相當於準聯邦制,每個省相當於一條小龍,目標都是新型工業化國家。政府企業化的大趨勢下,政府成為利益主體,沿海城市一把手可調動的資源,相當於世界500強的CEO,各地相互競爭,並通過試點的方式把好經驗傳播開去。

中共長期執政有諸多優勢,也面臨諸多質疑。朱雲漢認為,如果正負清單相互計算,利大於弊。中共的體制有迅速反應的能力,可以與時俱進,做出適當的變革。

用宏觀角度檢視「中國驚奇」

朱雲漢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成就了所謂的「中國驚奇」。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有望在不久的將來超越美國。中國與新興國家設立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總部設於上海;之後又迎來亞投行的設立。而去年APEC在北京召開,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中國為領頭羊,接著習近平與奧巴馬會面,更確定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藉著強大的經濟實力,配合「一帶一路」戰略,中國替代美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展現了連串的「中國驚奇」。

朱雲漢引用邱吉爾名言,預計中國未來在世界扮演的角色說,「你回首看得越遠,你向前也會看得越遠。」中國重塑全球秩序,拉抬西方世界的崛起,今後應以寬闊視野、更長的歷史坐標來探究大局。港台都應勇敢面對世界格局的劇烈變化,找出自己的定位,不沉淪於過往文明優越的糾葛中,而應以宏觀角度來檢視「中國驚奇」,才是正確面對時代的態度。

會上被問及若2016民進黨上台執政的看法。他說,假若民進黨上台,兩岸關係定會有一至兩年的摩擦期,是否失控有待觀察。2005年「胡連會」達成的「一中各表」原則,為十年來兩岸關係發展奠定了基礎。如果「一中各表」偏離原來的意涵,被台灣民進黨表成「一中一台」,超出共識範圍,兩岸就會地動山搖。

民進黨上台 兩岸關係進入摩擦期

朱雲漢說,4月25日是胡連會十週年,十年前的訪問是破冰之旅,奠定了兩岸關係新基礎,也為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的協商合作與外交休兵鋪路。在最敏感的問題上,兩岸重回原點,有了最起碼的「一中各表」共識,允許台灣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解釋「一中內涵」。然而,這絕不是允許台灣民進黨表成「一中一台」,偏離原有的意涵。如果沒有「一中原則」,只講「各表」,就超出了當時的共識。

當下兩岸關係面臨新的考驗,2016蔡英文執政可能無法排除,然而民進黨沒有意願與中國尋求共識,蔡英文認為沒有必要改變兩岸論述,甚至不願意做出姿態、修飾性的調整,勢必動搖兩岸關係的前提基礎。

朱雲漢又稱,如果9月習近平訪美之際,蔡英文的兩岸論述仍然沒有修改,中美之間會就台灣深入討論,甚至形成新的共識,因為美國也不希望台灣重新成為不確定因素。

http://www.storm.mg/article/50960



最後修改時間: 2015-06-08 11: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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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
作者: 朱雲漢
追蹤作者
出版社:天下文化
訂閱出版社新書快訊
出版日期:2015/01/28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美國單極體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中心世界沒落――四重歷史趨勢的反轉,造成全球政治勢力大洗牌。

  人類的未來,會不會因資本主義反噬而步向毀滅深淵?
  失靈的「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會把人類文明發展帶向何處?
  面對二十一世紀「巨變時代」的轉折,台灣必須重新定義自身價值,才能在未來全球舞台走自己的路。

  我想透過這本書再度提醒台灣讀者,人類社會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全球政治、經濟與意識型態格局正在經歷一場翻天覆地的秩序與結構重組。但是大多數台灣民眾對於這場歷史大變局的來臨仍渾然不覺;台灣社會裡大多數的意見領袖,還是緊緊擁抱著二十世紀後半葉形成的主流觀念與思維模式,沒有做好迎接二十一世紀變局的思想準備。這是今日台灣最大的危機所在。――摘自〈自序〉

  在歷史洪流之中,台灣未來將何去何從?面對中、美兩大勢力的拉扯,台灣定位將如何界定?面對二十一世紀發展的種種疑問,《高思在雲》以獨特的「大歷史觀」概念,深入剖析全球三百年來的世局演變,試圖釐清人類未來的下一步該何去何從。

  面對「巨變時代」的來臨,作者朱雲漢不只希望讀者重視中國興起帶來的影響,更要思索人類該如何面對西方勢力衰落,在合作的基礎上重新建構一個「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的輝煌盛世。

名人推薦

  西方國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了。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文明觀,不僅認為西方國家的爭奪霸權,追逐所謂的國家利益,原本就是歷史進展的必然過程,而所主張的自由主義的民主,則更是人類意識型態的終點與政府的終結型式。
  在歷史的大浪潮激盪出四個大反轉的巨變後,今後人類的歷史又將如何發展呢?朱院士認為: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崩解與重組時期,而在這一時期中,難免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混亂與失序;另一面可能迎來一個無論在經濟、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符合對等、互惠,多元、尊重以及公正、發展等原則的新世界,也就是更能建構一個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新秩序。――中央研究院院士 胡佛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朱雲漢

  中央研究院院士。目前擔任中研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合聘教授,兼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主要研究領域為民主化、東亞政治經濟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曾經擔任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美國政治學會理事,以及美國「民主研究國際論壇」學術委員。
 
  他領導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跨國團隊,長期在亞洲十九個國家進行政治價值、政治參與與民主品質等議題的調查研究。

目錄

導 讀 人類社會的歷史反轉―――胡佛
自 序 迎接二十一世紀多元格局的挑戰

前 言 四重歷史趨勢的反轉

第一篇 反思市場與民主
新千禧年的迷惘/美國民主退化的始作俑者:新保守主義革命/資本集中加速貧富差距擴大/美國富豪政治的真相/利益團體與遊說者占據民主殿堂/民主體制失靈的後果/被「反恐」綁架的「民主」/劣質民主散播全球/金融全球化在全球帶來災難/全球民主化退潮/新興民主先天脆弱/民主成為空殼/資本主義對人類的威脅/為何自由民主理想很難落實/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大哉問/被遺忘的歷史教訓

第二篇 美國霸權的衰落
美國單極體系的式微/美元霸權搖搖欲墜/軟實力大幅消退/帝國過度擴張/為何普丁敢放手一搏/美國對伊拉克始亂終棄/無止境的戰爭錢坑/歐巴馬與林肯:重振美國領導威信/中國拒絕美國推銷「兩國集團」/美國的沉痾:醫療體系改革/改革契機曇花一現/美國政治的四月寒流/「大到不能倒」的後果/華爾街的如意算盤/多邊貿易談判已成雞肋/全球化的裂解與再熔接/做好「腳踏兩條船」的準備

第三篇 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
中國興起的歷史意涵/描繪中國未來的世界角色/全球性都市雲集中國/如何理解中國的興起/三個特殊優勢條件/上海與孟買的對照/充分發揮大的優勢/全球化時代後來居上/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體制/黃奇帆與重慶經驗/善用內陸優勢,打造全球電腦重鎮/世界上最複雜的人力資源管理/探索中共執政基礎/解讀「中國興起」要有大歷史觀/三百年未有之變局/多元現代性格局形成/非洲出現翻天覆地變化/撼動西方的話語權/金磚五國打破壟斷局勢/「德里宣言」撼動現存世界秩序/絲路經濟帶蓄勢待發/台灣要腦袋急轉彎/找出台灣在東亞的政經定位/「世界的中國」與「中國的世界」/大國崛起翻天覆地/剖析習李時代全球經濟戰略/習近平的甲午驚奇/勇敢面對二十一世紀新秩序

第四篇 為台灣民主把脈
台灣民主化經驗的參照意義/台灣民主轉型的特殊性/漫長又崎嶇的解體與重組過程/民主為何讓台灣民眾失望/政黨輪替背後的現實問題/變形民主耗損台灣治理品質/政黨利益糾葛延宕社會發展/媒體是政治損耗的重要推手/台灣是富豪的樂土/南韓與台灣的薪資落差:與首爾論壇會長一席談話/避免助紂為虐:矯正不公不義的第一步/二十一世紀是國家能力競賽的世紀/台灣距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 /政務人才斷層全民買單

第五篇 重溫歷史、鑑往知來
世博會見證中國百年滄桑/民國締造與亞洲再興/解放殖民地,否決帝國主義/辛亥革命的政治奇蹟/回首一戰百年滄桑/被遺忘的末世預言家/悼念一位二十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



導讀

人類社會的歷史反轉 胡佛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若干年來,我對台灣社會的擾攘,十分憂心,特別在輿論及知識界,也常出現價值錯亂、顛倒是非,以及浮囂、乖戾之氣。在這種自以為是的偏執下,很容易將自我縮限在一方井底,看不到井外廣袤的天地與風雲變幻。我的憂慮,使我在若干場合禁不住提高嗓音呼喚—不要以為自己端坐在這裡,地球就不會動啊!歷史的巨浪已衝高到一個時代大翻轉的轉捩點了,我們豈能閉目不看這股巨大的推動力?當我慨歎我的嗓音究竟能震動多少人的耳鼓時,朱雲漢院士的大著正映進眼簾,忽焉我有一種終於發覺有人身在最高層,不畏浮雲遮望眼,既異樣又欣慰的感動。
  
  朱院士最近完成新著《高思在雲》,承他厚愛,讓我能先睹原稿,並表示一些淺見。在細讀之後,我豈只是感動而已,他若干突破流俗之見的膽識,直逼問題核心的洞見,通達貫穿的剖解,以及從中所流露出的人文關懷與正義情操,更使我不能不在心頭感到震撼!這股震撼,使我進一步察覺到朱院士的整體構思,在空間上既著重「致廣大」,也求取「盡精微」。在時間上,則放眼三百年來的中西歷史,縱觀所激盪的波濤及發展方向。「致廣大」是一種「宏觀」,而「盡精微」是所謂的「微觀」,朱院士先將兩者聚集在社會及價值體系的結構中,再巧妙地融入三百年來的歷史波瀾,從而得在歷史的高處,巨細靡遺地觀察政治、經濟、社會及思想等各種因素在互動間,對人類發展所形成的動力。
  
  朱院士多年來在社會理論及實證研究上,累積了嚴謹而深厚的學養,再加上對人對事常能設身處地加以體認與設想的稟賦,使他可從容地擺脫特定立場與思維的牽絆與局限,發展出全盤觀察人類社會脈動的科學歷史觀。在他「大歷史觀」方法論的引導下,從認證、析述、評判,直到道德的思維,逐步推演,條理分明,而能在不見鑿痕下,一氣呵成,完成他通盤而完整的論述。我在細讀的過程中,時而滿眼湧現不盡歷史浪潮的湍急,也時而充耳聽到兩岸啼不住的猿聲,但也有一種柳暗花明,輕舟已過,而前村在望的驚喜與感喟。
  
  且看朱院士如何「高思在雲」,開啟他對二十一世紀時局的探究。他首先用一篇〈序曲〉,語出驚人的為歷史發展定調。他直言:當前是一個「巨變的時代」,人類社會正面臨數百年來歷史的分水嶺,站在分水嶺上,可同時看到四重歷史的大反轉。其一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的式微,其二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其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其四是西方中心世界的沒落。他指出,美國的單極體系從冷戰結束迄今,不過二十餘年,卻正像一個歷史空隙中出現的例外。至於西方中心世界的沒落,相對的,也正顯示「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這一反轉,會造成最基本層次的結構性變化。
  
  朱院士的論斷是:西方國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了。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文明觀,不僅認為西方國家的爭奪霸權,追逐所謂的國家利益,原本就是歷史進展的必然過程,而所主張的自由主義的民主,則更是人類意識型態的終點與政府的終結型式。不過,請試想:如人類社會的共同目的,是在公平與正義的基礎上,促成人人過著美好的生活,很顯然地,西方強行殖民主義及爭取世界霸權的主要國家長年強取豪奪,何止是摧殘公義,還成為世局紛亂與災難之源。朱院士也毫不避諱地指出:過去以西方文明判定「進步」與「落後」的坐標,已受到相當質疑,亦即與西方文明接軌的未必是「進步」,而與自己文化傳統重新接軌的,未必是「落後」。這真是對以西方為中心的種種說詞,所做的當頭棒喝!請清醒一下吧,我們豈能再習焉不察,任人擺佈,而自欺欺人?
  
  朱院士放聲直言當前歷史所面臨的四大反轉,如果他對近三百年整體歷史的巨變,未能發展及運用他的科學史觀全程細察、深究,那是說不出的。人類社會生活進展的過程中,近三百年的歷史流向是極為曲折、洶湧而變幻莫測的,朱院士卻能敏銳而精確地掌握其中主流,在大著中分用五個篇章,針對若干重點,進行多面向及多層次的析論。我不能盡述他通篇大著的精采內容,但可略舉其要及我的一些隨感。
  
  第一,朱院士首先緊握住關係到西方世界整體結構的兩個核心要素:「市場」與「民主」,然後再進而剖析美國霸權的衰退。朱院士指出,「民主」與「市場」一向為西方世界發展的兩大支柱。西方知識份子認為民主可帶來和平及良好的治理,經濟市場的自由化及全球化更可增進共同的富裕,而美國則是打造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主力。因之,整個世界當然要以美國馬首是瞻;美國也一向認為自己在爭取及維護世界霸權,具有絕對的正當性,但實際的演變幾乎是南轅北轍。在所謂的新保守主義,乃至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主導下,市場機制造成的是「弱肉強食」與「劫貧濟富」。少數富豪一面強勢地操弄及掌控民主的過程,導致民眾的意見與需求難以正確而公允地表達,一面則自利地影響及削弱國家機構的治理功能,使得公共福祉無法有效地加以維護。朱院士徵引確切數據,說明美國貧富差距的懸殊,已極為嚴重。相當多數的民眾淪為弱勢貧窮階級,而少數富豪則成為強勢特權階層。兩極化的社會,造成階級對立與抗爭,進而破壞社會的安定、和諧與凝聚。

  再看社會風氣,普遍流於放縱與拜金。朱院士異常憂心這樣的發展,會「獎勵自私」、「追求虛榮」,以及誘導「無止境的享樂與無節制的貪婪」。他的憂心實質上牽連到人類生活的社會道德及文化取向的根本問題。我也深感面對如此的「美國風」,已不能不提高警惕,加以深究,絕不可一味的盲從了。到了二○○八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終於引爆金融大海嘯,造成世界經濟秩序混亂,若干歐洲國家更陷入金融困境。美國新自由主義所宣揚的「市場萬能,自由化萬靈」神話,也隨之破產。
  
  美國在朱院士所指稱的「變形市場」及「變形民主」的交互運作下,無論經濟力、政治力及社會力皆趨向衰退。另一方面,若干傳統及新興民主國家在美國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促動下,效行上述市場與民主的機制,終造成更嚴重的紛亂。向來被稱為「終結價值」的民主,在這些國家卻變成「劣質的民主」。所謂第三波民主的浪潮,已開始消退。朱院士更指出,就連美國若干倡導自由主義的重要知識份子,也主張美國的民主體制,必須加以改革。總之,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雖仍強力地維護單極的世界霸權,但顯然已力有未逮,且不再能頤指氣使地掌控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了。
  
  第二,現不妨做一設想:如「非西方世界」,仍像過去一般的「落後」,美國的國力縱然呈現衰退,也還能自做調整,弭平一些區域局部性的風暴,而在峰迴路轉後,也非無可能維持單極霸權於不墜。但這一設想,在中國以驚人的速度崛起後,恐怕已絕少具有可能性了。我完全同意朱院士所強調,中國的崛起與所發展的中國模式,對全世界而言,簡直可稱為歷史上石破天驚的巨變。中國在一九七九年才進行「改革開放」,隨即就以最快的速度,推動經濟持續成長;以最廣的幅員,進行全面工業化;以最大的規模,消滅普遍貧窮。朱院士根據多種研究資料指出,在短短三十餘年間,中國在經濟成長上的多項指標,皆一舉超越美國。這種轉變,已確切說明全球生產力與財富的重新分配,以及世界秩序在權力及價值結構上的質變。過去以西方為中心的「一元現代性」框架,已不能不為「多元現代性」所取代,美國單極體系的霸權,也自然趨於式微。朱院士更意味深長地認為:中國崛起要放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歷史大故事中了解。也就是說,人類世界的整體結構正面臨進一步的重組。

  我們應如何理解中國如此震驚世界的發展呢?朱院士特別重視知識探究的態度,並提出發人深省的看法:對中國的觀察,絕不可陷在過去所熟悉的歷史知識與價值框架中,因過去的認知與觀念基礎,充滿著以西方為中心的謬誤與偏差。如不能調整先入為主的思維架構,就很容易做出選擇性的評析,從而根本無法獲致客觀、公允及全面的理解。上述朱院士所強調的觀念,真是誠哉斯言!試看許多「斷言」中國所進行的現代化改革,必然會在短期內崩解等等的言論,往後將只是徒增歷史的笑料而已。
  
  中國所造成翻天覆地的巨變,本質上,確實也不是輕易能從表層可以看得透澈的。朱院士在大歷史觀的視野下,對各種成因做嚴謹而客觀的解析,因而能一面縱觀世變,一面直指底蘊,使得所謂「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真實而鮮明地呈現出來。他在這方面的解析,無論在學術上及對世局的理解上,皆具非凡貢獻。長期以來,我對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有許多關切與思辨,但朱院士的許多突出之見,真是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令我感觸良深。現略舉數端,以見一斑。
  
  其一,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間,實施社會主義革命,一般皆認為既付出極為高昂的社會代價,且浪費時間,造成當代中國歷史上的「黑暗時期」。但從另一方面看,朱院士強調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建立了非常強大的國家意識,在民族復興的大旗幟下,凝聚社會意志力於最優先發展的目標上。國家進而發揮最大的動員力及執行力,將全國重要的土地資源及工業資產全部轉為國有化或集體化,構成「改革開放」發展目標的最龐大政治及社會資本。這種社會主義所構成的歷史發展條件,當然是其他國家所難以想像與複製的。
  
  其二,朱院士認為中國所實施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另有思維,別具建制的。中國傳統政治觀念一向重視「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在這一觀念基礎上,力求「民享」。至於「民享」的內涵及施政,則採行「精英主義」,亦即在民眾整體福祉的考量下,運用科舉制度,選賢與能,並集中國力進行精英治理。這種體制當然反對社會階層的撕裂與對抗,以及代表個別利益的政黨惡鬥。朱院士進而指出,中國所強調的社會主義就是以民眾整體利益做為「邦本」的進一步構思;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實質上仍是一種精英治理。不過,一黨專政下的精英治理,在體制上則又融入若干現代民主與制衡的設計:如領導階層的任期制、獨立的紀檢及問責制,黨內與從政幹部的培育、選拔、黜退,以及民意評鑑制等。這些制度一方面可避免獨裁與濫權,一方面則能發揮精英的專業能力,提升施政效能,達到「民享」的主要目的。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特別著重「民享」,而不採取有礙「民享」的「選舉民主」或「民粹導向」的「民治」。中國所發展的這種體制,當然為久受西方霸權欺壓而亟謀振興的「落後」國家,提供另一種發展的參考模式。
  
  西方一向所倡導的自由民主理念,主要建立在個人理性的基礎上,並依據公民主權及消費者主權的原則,達到保障多數人權益及滿足多數人需求的目的。這一理念當然為朱院士所熟知,但在他檢視西方主要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實際上的政治運作後,他發現在資本主義的操控下,一般民眾常處在資訊、知識、權力極不對稱,甚至有欠平等的地位,既難做獨立與自主的理性抉擇,也無法達到謀取自身權益與需求的目的,終於形成朱院士所痛惜的「變形市場」與「變形民主」。再進一步看,做為西方自由人權基礎的個人主義,也不能是絕對放縱的。如任何個人或社群主張「只要喜歡,就可以做」,必定妨礙到其他個人或社群的自由人權。美國新自由主義絕對開放的觀念,也在某種程度上催生絕對放縱的「變形自由」,或可稱之為「新個人主義」,而加重「變形市場」與「變形民主」所造成的社會失序與衝突。
  
  其三,中國崛起是為了爭霸嗎?稍看近三百年來的歷史即知,主要的西方國家皆是為了自利,不惜運用各種強制手段,包括武力,掠奪非西方落後地區的資源;為爭取世界霸權及掌控所謂世界秩序,美國竟常自詡為「世界警察」。朱院士明確指稱,這種西方中心的霸權觀,從來不為中國所認可。中國領導階層從來不主張稱霸,且公開拒絕美國所推銷的「中美共治」,也就是「兩國集團」(G2)的倡議。中國明白強調「不結盟」及「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近年來,中國陸續提出有關上海合作組織、亞太地區、金磚五國,以及一路一帶等等經濟共同開發案。這些方案皆是超越西方中心的霸權觀,並繞避西方所主控的世界秩序,重建和平、對等及互利的世界新秩序。這符合中國傳統「和衷共濟」的「天下觀」精神,卻也正標示著「非西方世界崛起」的歷史巨變。
  
  其四,朱院士極為關懷台灣的情勢與發展。他頗為困惑及憂慮,台灣輿論界對中國崛起所引發歷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反轉,竟很少關注。他提醒:東亞經濟共同體的貿易及政治活動正蓄勢待發,而領導機制則已轉換軌道到中國。如台灣不能做好知識上的準備,會在世局轉變的關頭,不知所措,進退失據。他於是呼籲:「台灣要腦袋急轉彎」。但台灣的腦袋會看清歷史波濤的流向而轉彎嗎?恐怕事實上並不容易做到。試看:為了反對兩岸所簽訂的服貿協議,少數反對黨立委不斷霸占立法院主席台,學運學生與社運人士則攻占立法院與行政院,而執政黨竟毫無有效對策。美國的「變形民主」至少還能維持代議制的形式規範:尊重討論與表決,而台灣常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政治,卻一面誤認「放縱」為自由,一面又曲解「民粹」為民主。這些皆使得國家機構的正常功能,幾乎無法運作。
  
  朱院士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曾深入加以檢視,他察覺到,在一九八○年代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及推動民主轉型的「自由主義」論述,逐漸為主張台灣民族獨立建國的「國族主義」訴求所取代。「自由主義」反淪為達到台灣建國過程中,用來推翻國民黨威權統治的一種工具,並未被嚴肅地看成所謂的「終極價值」。我常言,台灣的選舉在相當程度上,是在選一個「國家」,而不是選民主體制內的「政府機構」。由此可知,主張一個中國的國民黨與贊成獨立建國的民進黨,在政治基本結構的「國族認同」上,尚存有差異與衝突。這種差異與衝突必然會撕裂國家結構的凝聚,及扭曲自由、民主的目的價值與規範。在反對人士,包括若干具特定立場的媒體,所煽動的強烈仇中情結下,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又如何能正確地掌握輿情,並有效地因應世變呢?朱院士在為「台灣民主」把脈後,鄭重呼籲「國家建設」比「民主建設」更重要,否則會導致整個政治的癱瘓。我想朱院士在這方面能說的也只能盡於此了。

  在歷史的大浪潮激盪出四個大反轉的巨變後,今後人類的歷史又將如何發展呢?朱院士的看法是: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崩解與重組時期,而在這一時期中,難免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混亂與失序;另一方面則可能迎來一個無論在經濟、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符合對等、互惠,多元、尊重以及公正、發展等原則的新世界,也就是更能建構一個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新秩序。我個人則對這一全球新秩序持較樂觀的期待。中國近年來與相關國家所進行的各種經濟發展及文化交流等合作規劃,大多皆能符合及體現上述原則與理念,因而受到這些國家的歡迎。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東協極具聲望的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Datuk SeriMahathir bin Mohamad),於香港的一場演講中特別強調,中馬有過上千年的貿易交往,都是在友好和平過程中進行,中國從來沒有占據或殖民馬來西亞的意識。兩國在經濟與文化交流中建立起友好睦鄰關係,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係也大致如此。但西方殖民主義則與中國完全不同。幾百年前西班牙人拿著手槍來到麻六甲,登陸兩星期後,就把麻六甲當做自己的殖民地占領了。馬哈迪對美國「重返亞太」頗有微詞,覺得不能不「小心應對」。
  
  由馬哈迪講詞中可以看到,中國在「和衷共濟」理念下所推展的「非西方世界崛起」的世界新秩序,會在東方隨著太陽和煦的晨曦逐漸升起,光照大地。我忽憶起宋代名臣宋祁的〈木蘭花〉詞上闕:「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但望東來的春意能為世界新秩序的人類生活,帶來盎然生氣與不盡的繁盛。
  
  我與朱院士切磋問學,相知相惜逾數十年。他的博學、深思、睿智的識見與高尚的情懷,我常歎為當今難得。現細讀他對「石破天驚」的歷史巨變的完整論著,讓我不禁對其一樣是「石破天驚」的若干獨特之見深為感佩。這真是難遇的知識機緣,可稱是一生中的幸事與樂事。想關心歷史變局的世人,在通解之後,定會與我同感!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於大湖山莊

自序

迎接二十一世紀多元格局的挑戰 朱雲漢

  過去十年,我經常在各種演講場合提醒聽眾:我們正處在一個百年不遇的歷史大變局之中。如果想要看清楚這個劇烈變動的時代,想要掌握它的來龍去脈,就一定要跳脫過去習以為常,並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主流價值觀與思考模式,因為這些價值觀與思考模式只是一時一地的歷史產物,從來就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金科玉律。這些思維窠臼不但無助於我們認識與理解二十一世紀歷史巨輪的滾動軌跡,反而可能遮蔽我們的視野。
  
  我也經常提醒我的台大學生,面對這樣一個歷史巨變的時代,要有膽識試著回答幾個根本性的大問題:今日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我們從哪裡來,可能往哪裡去?為什麼過去信奉不疑的標準與制度會難以為繼?新的秩序與結構又將如何產生,從哪裡湧現?
  
  這本書反映了我對這些大問題的初步思考,其基本素材脫胎於過去十年我所做的幾場演講。我也曾經將這些演講所提及的部分觀點與某些例證,在《商業週刊》、《中國時報》以及《天下》雜誌的專欄陸續發表過,但限於篇幅,都比較零星與短促。最近在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高希均先生與王力行女士的催促下,總算設法在忙碌而繁重的作息中抽出一點時間,將這些素材重新銜接條理,以比較完整而流暢的面貌問世。
  
  我想透過這本書再度提醒台灣讀者,人類社會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全球政治、經濟與意識型態格局正在經歷一場翻天覆地的秩序與結構重組。但是大多數台灣民眾對於這場歷史大變局的來臨仍渾然不覺;台灣社會裡大多數的意見領袖,還是緊緊擁抱著二十世紀後半葉形成的主流觀念與思維模式,沒有做好迎接二十一世紀變局的思想準備。這是今日台灣最大的危機所在。
  
  我也想透過這本書的出版,再次呼籲台灣年輕世代,我們必須在長程歷史趨勢轉折、全球秩序重組的大脈絡下,來思考台灣如何走出當前的政經困局;也只能在二十一世紀多元並起、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歷史大格局中,找尋台灣何去何從的答案。從這個角度來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就不會徬徨無助,更無須哀歎生不逢時,反可培育一種豁達而積極的心境,迎接未來的挑戰。
  
  這本書的書名源自張佛千先生的一幅對聯。十二年前承蒙佛千老的厚愛,在他九五高齡之際,還提筆為我這位後生晚輩撰製了十六字箴言:「高思在雲時空俱遠,青光有漢星斗皆文」,並請陳坤一先生書楷。我一直把這幅珍貴的楹聯掛在玄關壁上,做為對自己的期許與鞭策。

甲午年冬伏案於北投大成堂

內容連載
南韓與台灣的薪資落差:與首爾論壇會長一席談話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serialtext/?item=0010663809

中國崛起 中研院士朱雲漢:不管你喜不喜歡 他有優勢
http://www.storm.mg/article/44201

朱雲漢: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7056

朱雲漢| 灼見名家
http://www.master-insight.com/content/writer/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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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專訪》朱雲漢︰政治箝制學術 中國在歐洲漢學界栽跟頭

2014-08-04
記者鄒景雯/專訪


蔣經國基金會贊助今年在葡萄牙舉辦的歐洲漢學雙年會,卻發生大會手冊上蔣基會專頁被中國漢辦要求撕除的爭議,蔣基會執行長朱雲漢受訪指出,這次的錯誤,反映了中國官僚體系思維,他們在國內可以頤指氣使的去指揮學者,到國外就不自覺的以為可以比照,所以到今天,中國大陸還沒有真正融入世界的主流。

歐洲漢學界 批漢辦愚蠢魯莽


問:請您說明這次事件的始末?

朱雲漢: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國際間與中國漢辦碰撞,過去沒有。這幾天,我收到很多聽到這個消息的各國學者來信,對這件事情表達看法,為我們抱不平。讓我感受到,我們是獲得全球漢學界長期的肯定。歐洲整個漢學界都認為中國漢辦做了一件很愚蠢又魯莽的事情,對我們基金會是毫髮無傷;因為相形之下,這二十多年來,我們所堅持的原則與做法,是大家所認可的。歐美學界非常重視的學術自由與自主這個核心價值,我們一直是在相同的理念下與之進行交流。


這次歐洲漢學雙年會的舉辦,與往屆不太一樣。以前都是在一個地點由一個大學作為承辦單位,從來沒有分兩地舉行的(葡萄牙的秘紐大學與科英布拉大學)。這次可能是當地有些特殊的考量,可能是負擔方面比較重,因此協商經由兩個階段來完成。蔣基會接洽的單位是歐洲漢學學會本身,學會將我們的贊助款主要轉給第二階段的科英布拉大學,這個做法事實上也獲得我們認可,因為科英布拉是葡萄牙最好的大學,其漢學研究也比較有基礎。因此學會做此協調,我們同意這樣的規劃。
事情發生後,我們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得到資訊,因此非常訝異,立刻與科英布拉大學文學院教授門德斯 (Carmen Mendes)以及會長王羅傑(Roger Greatrex)聯繫,也把貴報報導掃描給他們看,希望他們能有個完整說明。


王羅傑會長告訴我們,秘紐大學孔子學院撕掉蔣基會專頁的動作,事前並沒有告訴學會,更不要說學會會同意。這點,我相信他講的是事實。我也相信,學會如果事前知情,一定會嚴詞拒絕,不可能容忍這樣的行為。這是政治對學術赤裸裸的干預,他們不會見容的。

問:這位中國漢辦主任許琳是以什麼身分出席?

朱:我的了解是,第一階段承辦的秘紐大學向中國漢辦申請了補助款。所以從整個大會來講,中國漢辦也算是一個贊助單位,還有一個單位是澳門基金會,基於葡萄牙與澳門的特殊歷史淵源,這些都在大會與蔣經國基金會一起並列為贊助單位。
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從來不會以傳統「漢賊不兩立」的立場看待,就拒絕參加。因為這是一個學術園地,不是一個外交場域,而且蔣基會也是一個學術基金會,一向尊重學術的價值理念與原則。所以我們不會把一個框框擺上去,要求對方要怎麼樣。


尤其,中華文化這個主題,天地很大,漢辦要推動華語文教學,很好啊,但是我們可以提供給世界漢學界,我們所比較擅長的貢獻,譬如,台灣本身在漢學領域本來就有根基與實力,我們能夠創造很多機會,讓國外的漢學界與我們的學者多合作多交流,更何況我們這個社會本身,總體來講,對於漢學研究者也有吸引力。他們從很年輕學華語開始,往往很喜歡來台灣,這不僅是語言的學習,還是文化的感受。這個社會很開放,很自由,但同時許多中華文化的要素,在這裡又保存得非常好。比如我們的戲曲、宗教、社會習俗,甚至文字,兩千多年的古籍,都是以這個文字為基礎。這是我們具有的底蘊與內涵。


所以,我們基金會進行學術補助,一開始就很清楚,我們不會去指定你要下什麼結論。你要研究蔣經國時代,你要有所批評,沒有關係,只要你的學術是扎實的。你提出研究計畫,獲得我們外審委員的肯定就可以。所以基金會的董事,都已經把他們的權力委託給學者了。這個過程,時間久了,大家就了解。學術的公信力一旦建立,世界一流的學者,他們都會沒有保留的與我們接觸,這是我們慢慢累積出來的。


台灣經驗 華人社會研究典範


問:這次事件其實反映了兩個脈絡的對撞,您的看法如何?

朱:我們所面對整個學術環境,與更大的時代結構變化,確實非常非常深刻。中國崛起是一個罕見的歷史結構變化,它反映在每個方面。第一,早初漢學還有些冷門,伴隨著中國大陸各方面力量快速提升,全世界出現了華語熱,出現學這語文的實用性需求,另一方面,也會對語言中的內涵需要去做深度理解,這時候就需要對文明的演變做較長的認識,漢學家於是有很大的舞台去扮演角色,於是漢學重新得到一種新的動力。


台灣的漢學,有其豐富的意涵。我們在這裡吸納了許多西方的東西,也保存了不少傳統的東西,又開創了一個多元民主的社會,於是呈現了特殊的表現。因此台灣經驗成為研究華人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典範。這兩層意義,都依託在這個大的背景下。


官僚指揮學術 難融世界主流


過去這十年,中國大陸開始重視軟實力吧,他們發現到不能高舉著官方的意識形態,不論叫馬列,或者叫共產主義。於是他們又要回過頭去把孔子、傳統的東西給搬出來。所以他們叫孔子學院,這也象徵著他們要回歸文化傳統。對我們來說,他早該這樣做了,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對,但是他們在具體做法上,仍然在其官僚體系的思維下,而且中國大陸的教育部,對於他們的大學,也許像台灣三十年前,是非常清楚的指揮與階層關係,大學校長聽命部長,院長聽命校長,所以這次的錯誤,就表現了他的習性,體制就是這個樣子,在國內可以頤指氣使的去指揮那些學者,到國外就不自覺的以為可以比照,所以到今天,他們還沒有真正去融入世界的主流。


同時,孔子學院著力的層次,也比較淺,都是從語言教學開始,是普及性的。我們則是培養學術的研究人才,獎助的對象是從博士候選人這個階段往上走,年輕學者、而後資深學者,或是學術機構,因此可以說是菁英層,或是知識創作生產這個範圍內。我發現他們後來也做些交流性的,例如辦些展覽,也希望把活動延伸到學術這塊來。我認為這個空間很大,如果中國大陸要把資源投進來,國外學者也願意接受,我們並不會介意,但是漢辦也許對我們的角色覺得有些礙眼,或者對我們的定位,例如我們希望做為國際漢學界的推手,漢辦也想扮演這個角色,於是有心理上的反彈或不舒服,也有可能。


過去有些學者與基金會接洽時,會主動告訴我們,他們也與孔子學院合作,我們完全雍容大度,只考慮這個活動的學術價值在哪裡,以及同樣的錢投在這個活動的效益比較大,或是投在其他的活動,乃至能否發揮槓桿作用,一分錢可以產生二分錢的效益。不論是對學術創作的激勵,或是對學者的培育。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我們樹立了一種風範。至於漢辦要用什麼作風去做,我想學術界自己會去評價。


疑政治干預 美名校拒孔子學院

歐洲這些年在經費上是比較拮据,許多學校會認為,中國大陸願意拿錢出來派漢語教師等,並且提供其他一些還不錯的誘因,他們願意接受,我們可以理解,這個趨勢也還會繼續發生,今天全球已經有四百多家孔子學院,未來也會再增加。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在歐美最好的、最重要的學府,對是否接受孔子學院有意見,而且認為它的背後是有政治框架的,甚至對學術有某一種指導、干預,因此加以拒絕。例如哈佛、史丹佛,最近芝加哥大學百位教授聯名反對等。因此中國大陸他們應該要改變一些做法,否則會遭遇很多瓶頸。

問:您對中國相關單位有何呼籲?


朱:中華文化是人類共同的資產,我們希望有更多學者投入這個領域,來詮釋它,理解它,也促進跨文明的對話,這個工作是永遠做不完的,中國大陸的參與不是壞事,但應該是出於文化與學術的初衷及動機,如果綁上許多意識形態或外交目的,那麼就得不到先進國家學術主流的認可,也會扼殺學術本有的活力與創造性。這點,在他們自己國內就應該做很多的改變,不能老用政治箝制學術。這次栽了一個跟頭,在歐洲造成群情激憤,一次就消耗掉了過去長期的經營,他們應該會有些學習吧。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01592



最後修改時間: 2015-06-08 11: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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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政治系朱雲漢教授去年(2012)9月在台大的演講。推薦,略長慢讀。

我今天來給大家做這個報告,我希望它產生的作用是給大家進行一次震撼教育。如果我沒有達到這個效果的話,就算我失敗了。

我今天報告的主題是中國大陸的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那麼它也扣緊了今天的主軸議題,就是全球化的挑戰。

我必須說,我面對的各位都是二十歲上下,最年輕的時代。各位是生逢其時,也生不逢其時,就看各位要以甚麼樣的心態來面對自己的未來、面對人類的未來。

為甚麼這麼說呢?因為你們即將迎來的二十一世紀,它可能是我們記憶所及一個變動最為劇烈的世紀。很多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出現了,而且還會持續出現。

也就是說,你往前看,你不可能去期待一個非常平穩的、安逸的大環境。這個是各位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那麼我就要把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變化趨勢跟各位做一個分析。

中國的興起及其未來的角色

我先從在華盛頓引起非常熱烈討論的《日蝕》(Eclipse)說起。作者是一位印度籍人士——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任職於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智庫。

《日蝕》的副標題是《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的應用下》。這本書非常嚴肅地對未來世界的經濟格局做出了分析預測。

為了吸引讀者的眼光,作者以一個非常戲劇化的假設情景作為開場白:

2021年美國面臨財政破產危機,美國總統從白宮驅車前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一位中國籍總裁簽下一份紓困方案協議,然後取得了緊急融資3兆美元的貸款,同時承諾美國要遵守一系列各種各樣的條件。這些條件可能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希臘、西班牙在尋求紓困時所必須要接受的城下之盟。

他對這個假設的場景下了一個句點。他說:“此刻,世界主導權的交接儀式業已完成。”

這是這本書的開場。

這是一個虛擬的但不是完全天方夜譚的場景。薩勃拉曼尼亞的分析是有非常完整架構的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分析。

他根據從1870年到現在全球的經濟格局變化,包括各國的GDP、貿易和資本進出口佔全球的比重等不同指標,認為中國現在已經處於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引導地位的關鍵階段。

他的預測是,2030年前後,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宰制地位將非常類似於1970年代的美國和1870年代的英國。人民幣作為全球主要的儲備貨幣,它來臨的時間和速度比我們想象的要快。並且他認為作為分水嶺的時間,2030年,還可能提前。

當然,這本書的觀點不是所有觀察全球經濟的重要學者或者專家所共同接受的,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包括倫敦《金融時報》非常有名的作者馬丁·沃爾夫(MartinWolf),他也特別為這本書寫了很長的書評,提出一些略微不同的觀點。

並不是說他完全否定這本書,只是認為中國作為一個超級的強權,還有很多內在的先天的限制和缺陷。美國仍在某些方面具備優勢,包括科技創新、軍事、由大學和研究機構所代表的美國的綜合實力、英語、民主制度的軟實力等,這些可能成為中國超越美國獲得全球主導權不易克服的障礙。我相信這個論題還會繼續持續下去。我們暫時也不必再做細節討論。

但是,我可以換一個角度帶大家去看。剛才的評估都是以國家為單位。

事實上,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整個經濟的動能,即它的主要的發動機,並不是真正以國家為主要單位,而是在世界層次能夠進行國際分工、進行非常繁復的跨國交換、合作。那樣一個經濟的發動平台,事實上都是一些全球性的都市。它們是創建中心、資訊中心、金融中心,同時,也主導全球的產業鏈、產鏈、管理、設計,以及融資,等等。

最重要的平台是層次。因此,從全球性層次未來可能的變化來看,同樣可以得到剛才那本書《日蝕》那本書給你刻畫的情景。

就在上個月,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和全球顧問公司麥肯錫所屬的自主機構麥肯錫全球研究所觀察了全世界75個具有世界城市條件、並且是未來經濟增長最具活力的城市,到2025年可能會出現的興起和追趕的過程。

根據模型,他們列出了75個城市中到2025年全球排名最靠前的全球性都市,把這些城市叫做2025年最具活力的75個城市。

在75城市中,有29個會在中國大陸,不包括台北。根據推測,到那時,會進入全球最具活力、競爭力、創造力、成長動力的城市的,歐洲只有3個。

美國擁有次多,僅此於中國,但也只有13個,遠遠落後於29個。

如果把台北當作一個獨立經濟體,2010年它的GDP全球的排名是32。但是很可能,根據這項估計,到2025台北會在第50名。

東京在2010年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根據麥肯錫的估計,到了2025,它只會排名第10。

如果我們以都市作為整個經濟資源的整合、創造力的發動機,整個創新的載體,那麼你可以發現未來的不到15年里會出現那麼大的劇烈變化。

在這29個城市裡,有些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像上海、北京。有些是大家想不到但卻會成為名列前茅、最具競爭力的城市,比如瀋陽、重慶。

在前20名世界級城市裡,有13個在中國大陸,而且你會看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城市。深圳已經可以想象了,雖然它25年前不過是一個小漁村,但現在已經是一千萬人的城市;武漢可能也不奇怪;佛山,大家知道佛山在哪裡嗎?廣東。佛山還算有點名氣,很多武打片常常會提到佛山,是“武術之鄉”。它其實是個衛星城,但現在已經是一個五六百萬人的都會區,而且還在快速成長;東莞?大家很難想象東莞,一個台商聚集之地,它也具備世界城市的條件。

香港在這個排名里已經看不見了,而是在前30名。

如何正確理解中國的興起

所以我下面要跟大家講的是“台灣社會精英21世紀最重要的功課”,就是要正確理解中國大陸興起的歷史意涵。這個功課做不好,台灣整個社會根本不知道怎麼面對未來。

從宏觀的歷史角度講,我認為中國大陸的興起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於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歷史巨變,過去300年的人類歷史中,只有三個歷史事件可與之能比:即1789年法國大革命;十月俄國共產革命,以及十九世紀後半期美國的崛起。

可以說,過去全球秩序的大變化在引導中國發展模式演進,但在未來,中國大陸興起會帶動全球秩序的重組。

要理解中國大陸興起可能對世界帶來的衝擊,首先要客觀全面理解中國的發展模式,而到今天為止,很多台灣社會精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還處在落後、追趕、補課的過程。

為甚麼會有如此巨大的認知落差?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太容易用自己熟悉的歷史知識和認知框架去理解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這一傾向無可厚非,但很可能讓我們得不到全面的理解。

因為我們的認知基礎中事實上充滿著以西方為中心的謬誤、偏差,而我們自己渾然不知,因為我們很習慣這種思維,以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視野。

美國自己也會偶爾提醒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完全不瞭解中國大陸?不瞭解它的體制?不瞭解它的歷史?不瞭解它為甚麼能夠快速地崛起?”所以前一陣,《新聞週刊》有一個封面,設計得非常挑釁、刺激。它把毛澤東像倒掛,然後把部分標題也倒掛,念下來就是“Every thing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也就是你把過去所知道的事情、你以為你知道的中國都拋開吧,很可能你的理解是錯的。

但是我認為,即使《新聞週刊》能有這種反省,它也未必能夠以一種非常客觀、平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國大陸。我們如果不調整原來那些先入為主的、形成我們偏見和選擇性認知的思維的話,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形成真正平衡的理解。

首先我們可以從人類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可以這樣定位過去三十年或整個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大陸。有人把它叫做“奇跡”,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持續性經濟增長,因為它的持續性增長的速度事實上超過了過去“東亞四小龍”的紀錄,超過了從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也超過了美國內戰以後美國的崛起過程,更超過了德國的興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現代化速度。

不僅如此,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範圍的工業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社會能以這種速度在那麼大的範圍開始進行工業化。這是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

中國也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消滅貧窮,有三億多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脫離聯合國所界定的貧窮線。

我們也從來沒有看到過任何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能夠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以那麼短的時間進行越級式、跳躍式晉升。今天中國大陸在國際分工中,它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整個橫跨。

所以我們常常會說,我們希望兩岸是垂直分工。對不起,這個選項早就沒有了——中國的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舊在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的成衣、雨傘,甚至聖誕節的裝飾品;但是同時,它有能力把衛星發射到太空軌道上、可以幫別的國家建造最先進的高速鐵路。華為的通訊設備、交換機絕對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品牌相競爭。所以它能夠同時跨越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又繼續在勞力密集的層次。

中國本身也是一個經濟體系,內部有著非常巨大差異的龐大體系。它以最快速度融入世界經濟。中國加入WTO是一個坐標,2001年,到現在只有11年時間。它現在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超過德國。而且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超過絕大多數OECD國家,尤其是看關稅的話。也從來沒有開放國家能夠在全球吸引那麼巨大的資金,還可以參與金融全球化。並且中國直接就發展建構出了二十一世紀水平的通訊和基礎建設。

很多人發現,在三十年中,中國在扮演一個前所未有的角色——這個角色過去是美國在扮演的,就是世界經濟復蘇的火車頭。如果中國不能扮演這個角色,那麼全球經濟復蘇就會減慢。

這些都是我們對於中國大陸興起從歷史坐標上來講的客觀歷史定位。

由於我們常常會執著於名目性的GDP的計算方式,所以中國大陸經濟體看起來會小一點。如果真的用購買力均等方式來估計的話,根據最權威的剛剛過世不久的荷蘭的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計,事實上中國在1982年就已經超過了德國,1992年PPP的GDP已經超過日本。到了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相當於美國的86%了。所以按照這個估計,三年之後,它的經濟總量就會超過美國。到2015年,中國的經濟規模還會是印度的2.5倍以上。

當然,有人會質疑和挑戰這些估計,但有更多人覺得這個估計可能還略顯保守,因為這些估計還是在2008年9月全球出現金融海嘯之前。

中國如何實現史無前例的興起?

現在我們要回答第一個問題是:這樣一種快速的、大規模的、史無前例的興起是如何成為可能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可以用一個學期的課去回答,我在這兒就壓縮給大家三個簡單的理解切入點:

一個是中國大陸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1949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其實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這個時期不完全是。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讓其他開放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只能理解而難以複製。

中國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體制,這個體制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其動員、滲透的能力進入到了社會的最底層,並且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

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其他很多國家沒有走這條歷史道路,就很難有這個歷史條件。

中國還充分發揮了“大”的優勢。我在政治系給一些研究生開的“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變遷”課上,開宗明義跟他們講,理解中國大陸時,有三件事情你要記得,尤其是如果你過去是以台灣看世界這種角度的話:第一個是中國非常大;第二個是中國非常非常大;第三個是中國非常非常非常大。

“大”可能是負擔,是巨大的包袱,但也可以把它變成巨大的優勢:第一,中國可以充分發揮規模經濟,可以完全發揮它的磁吸效應。現在很多關鍵性核心產業,沒有規模是沒辦法發展的,根本不可能建立。台灣不可能建立一個航天工業,台灣也不可能建構一個高鐵動力火車的產業體系,因為沒有這個市場和規模。全世界航空集團嚴格說起來到今天為止只有兩個,一個是波音,一個是空中巴士,而且空中巴士把歐洲所有國家的資源、人才、市場整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跟波音抗衡,那麼第三個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國大陸。如果把這個巨大規模的潛力展現出來了,那它就產生巨大的磁吸效應。

全世界所有跨國公司沒有不擠破頭要進入中國,先插個旗、佔個位置的。不止CEO,連美國所有的排名前五十學校的校董都會說,我們學校有甚麼大中華戰略(greater China strategy)?你必須要回答出來。你沒有回答出來,就代表你的大學在二十一世紀沒有一個潛在性的規劃。世界500強的CEO也是一樣。

這樣一來的話,中國就可以對所有外資要怎麼進入中國設定很多特別的、在一般情況下跨國企業不會答應的條件。比如,美國通用汽車進入中國,就把它一個新的研發中心放在上海。任何其他國家說“你得來我這兒設研發中心”,通用汽車根本不會理它,因為其他國家沒有這個談判籌碼。也因為有這個規模,中國就有完整的科技體系、產業體系。

大家會說,台灣怎麼總是代工,總是只能在生產階段做一些創新。因為坦白說,我們的規模只能說是美國的所有科研體系中的一個分工小組。中國大陸要發射一個人造衛星,裡面所需要的所有的知識、體系它都自己具備,但台灣不可能。而且中國大陸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也逼著它去建立一個完整體系,雖然體系的水準可能參差不齊,有些很接近國際一流水準,有些還很落後。但沒有關係,因為一旦有這樣一個體系,它要追趕、要學習、要模仿,就很快。今天即使美國把整個火箭設計的藍圖交給台灣,台灣也無法複製,因為台灣沒有足夠的隊伍去吸收、理解這樣一個設計方案。

另外,日本人過去常常講東亞雁行效應,或者說雁行理論,就是說它有一個垂直分工,領頭羊是日本,後面跟著四小龍,再後面跟著東盟——第二批新興工業體。

但是我們講,中國大陸自己內部就可以形成一個雁行效應,它內部就可以進行垂直分工。也就是說,它的成長動力,可以從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再到大西部,其中有好幾個層次,因為中國有不同的發展條件,包括勞動價格、土地價格,等等。它在改善生產力的時候,不同地區也有不同的改善空間。

另外也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在過去三十年充分掌握著後發優勢。後發有時候是可以先至的。後發優勢有很多要訣,譬如說第一,你可以學習過去的成功經驗,避免錯誤,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特別是如果你有能力去模仿、複製,然後在這複製的基礎上再去改良的話,那你可以進步非常非常快。

同時,中國大陸明顯地採取蛙跳式技術更新。當中國大陸要安裝一個有線的座機都很困難的時候,它其實根本就是一舉先跨入了無線通訊、數位通訊。同樣地,中國大陸可能第三代通訊這一塊兒的技術方面輸給韓國、西歐,但它現在已經開始佈局它的第四代通訊。這就是我們講的蛙跳式技術更新。

另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時機讓它成為快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管在生產、產品行銷、金融整合,全球經濟都在這個時期突飛猛進。所以你現在很難去想象,四五十年前台灣剛開始要快速發展經濟的時候,王永慶可以去華爾街融資?不可能嘛。他可以去納斯達克上市?也不可能。這些都是因為在過去三十年里,有一個可以進行全球生產佈局的供應鏈。當然它有很多要素配合,包括貿易自由化、通關的便利、後備運輸、數位通訊。所有這些條件,中國大陸都在這個時期充分地掌握併發揮後發優勢。

從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來理解

到今天為止,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都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可以叫做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當然有人可能用不同的名詞,有的人會說它是國有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但其實沒有關係,我覺得大陸官方對自己國家經濟體制的這樣一個界定,其實應該認真對待,不要把它看成是一個宣傳品,或者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其實它真正地告訴了我們這個體制里一些很重要的特色:

一方面它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調節大多數商品的原料中間原料以及勞動市場供需,以價格來引導資源配置。從這個方面講,它是充分運用了市場機制對促進其整個經濟體系效率的正面作用;另外在所有權方面,這一經濟體制是有多種所有權並存的,它們之間既競爭也有共同發展、相互引導。它有國有的,有集體的,有民營的,有外資的。國有企業其實是中國現在仍舊佔據著整個經濟最骨幹、最核心的那些部門。如果你去看上海的上市公司,前二十、前三十大的公司都是國有的,不管是銀行,不管是鋼鐵,不管是運輸。

到今天為止,中國大陸還堅持農村土地的農民集體所有,絕不輕易跨出私有化這一步,因為私有化很快就會使農民喪失土地,會出現農村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土地兼並,農民流離失所。中國歷史上這種經驗是斑斑可考的。

所以這不是從它的意識形態,而是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剛才講過,國有企業佔據戰略部門,金融、能源、運輸、通訊、基礎工業,包括鋼鐵石化和航天航空,等等。但它也在不斷克服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不均衡問題。當然,做到甚麼程度見仁見智,但這個動力還是在的。它不斷要追求平衡發展,包括增加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更完整,盡可能用財政移轉性地支付來化解城鄉、區域、勞資、發展和環境之間的矛盾。

如果你從中國自己的意識角度去看它,有一些措施也是史無前例的,包括它把所有的農業的稅收全部取消了,對於農村的醫療、農村的教育,中央財政、地方財政進行補貼,也是中國歷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變。

上面講的是大陸的經濟體制。還有就是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其中最突出的設計就是一黨專政。這個體制看起來和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它的重點在於一黨專政如何維持政治穩定和治理能力,這是我們要去瞭解的。

這裡面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個就是它解決了繼承危機問題和個人獨裁的問題。一般來說一黨專政或威權體制很難克服這兩個門檻,至少從毛澤東以後,中國大陸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這兩個問題:一個是任期制,一個是接班制。這一體制解決了個人獨裁問題,貫徹集體領導。

所以說中國大陸的政治局常委就像一個非常強勢的總統——當然這個總統是由政治局常委幾個人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但最重要的決定要尋求共識。

另外,這一體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執政能力問題。共產黨就扮演這個最重要的任務,即人才篩選和創造人才內部競爭機制,讓有一定資歷條件能力的人,能夠在這個體制里循序漸進,承擔更重要的責任。

它也鼓勵、引導地方政府在自己方面的不斷創新。中央本身還扮演一個核心的統籌角色,因為它仍有一個相當大的協調和制衡的權力機制在手上,包括大軍區制、人民銀行大分行制,控制基本能源、運輸、通訊、國土資源,控制宣傳工具,控制人事任命權。這是它面對地方的一些重要節制。

但另外一方面,它又像是一個聯邦制,省這一級的權力有些時候甚至比美國的州還要大。它沒有憲法做依據,但實際上是作為一個聯邦制的,就是讓各個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可以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試驗創新。而且它讓中國大陸整個巨大板塊能夠進行區域競爭,不僅是省和省要直接競爭資源、人才、投資,甚至一個縣和一個縣之間都要競爭。所以像蘇州下面的崑山,從一個農村突然一躍變成一個高科技的重要基地,接下來旁邊的那些城市都開始模仿它,都想變成另外一個崑山。這一體制也有足夠誘因讓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利益主體,所以地方政府常把整個管轄範圍看成自己的一個大的企業集團。所以它能夠調動所有的資源。政府自己就像企業集團的總部。

這個政治體制面對的最大挑戰,其實就是剛才講的怎樣進行人才選拔、淘汰不適當的人,確保適當的人能夠擺在適當位置並且受到監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這是全球最艱巨的一個人力資源管理部門。

這個人力資源部門管理的挑戰當然超過任何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不管是美國通用,還是微軟。它事實上也可能超過過去我們認為最龐大的一個官方體制——美國的國防部。

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中國共產黨整個內部對於人才的篩選、定期淘汰、選拔競爭,很像美國國防部內部的一套人力管理。為甚麼?第一是因為它的封閉。你要做總司令,你不可能空降,必須至少從少尉開始做起,必須在體制里上來。但不是每個少尉都有機會做到上尉,不是每個上尉都有機會做到上校,不是每個上校都有機會做到少將。金字塔最後到了最頂端的時候,只剩下七個人;或者是政治局委員,只剩下不到三十個人。同樣,美國有幾個四星上將,有幾個三星上將?就是這樣一個金字塔。

但是它同樣要確定,為甚麼將來不是張鳳強,而是另外一個海軍少將會做到海軍司令呢?用甚麼機制去管理、篩選?這是一個龐大的極為艱巨的任務。但是倒過來講,其實其他人類社會沒有面臨過這樣的挑戰。

如果你到北京去長安街,看到一個不掛牌的、看起來非常隱蔽的大樓,就是這個人力資源管理部的總部,中央組織部。它要負責1300萬人的黨員幹部,從選拔開始,到訓練、到考核、到晉升、到淘汰。另外,雖然它沒有我們一般定義下的民主機制,但它自己的社會主義民主機制不是純粹表面的東西。它有它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幹部選拔與考核。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中國大陸很多城市的組織部每年都要委託學術機構或者民調中心,針對這個市的所有部門進行民意調查,看對它表現滿意不滿意。凡是掉尾的部門都會被警告。第二次再掉尾,任職人會被撤職或降職。所以它有很多自己在運用的機制。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很多的中國大陸城市,尤其沿海比較發達的城市,它們的市民參政要求比較高,都有利益相關者咨詢與協商機制。它們重大的建設必須要讓居民或者是涉及到的企業或是不同的專業團體進入其協商機制。另外,它也發現地方政府可能有時候不一定貫徹中央的一些政策和要求。所以事實上它也允許適當的矛盾和壓力釋放,也就是說在某一點上來講,它其實是默許串聯、舉報、上訪甚至抗爭的。因為抗爭是讓很多地方民眾完全不能接受的一種措施,這種巨大的反彈可以曝光,曝光以後就會派人下去調查,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時候正好會揭露弊端。而且它現在有非常嚴格要求,對於大規模群眾事件,地方的一把手要親自處理,而且絕對不能隨便動用武力。

這些都是中國大陸在面對一個快速變遷的轉型社會時的舉措。中國大陸實際上不斷在調整自己內部的很多機制去化解社會矛盾、讓社會利益也有一定的表達機制,以及形成對幹部的制衡,叫“問責”。它最近也引進責任審計。任何一個副廳級以上的幹部在卸任以後,他任期內所經手的所有的經費、預算要經過審計,這樣才算真正完成交接。在這個過程中也常會發覺問題。這個是中國大陸內部不斷在進行制度調整的一些很明顯的與時俱進的機制。

另外我們要去瞭解,一黨專政體制也不可能沒有它的文化背景。這個文化背景本來應該是我們最熟悉的文化背景。因為這個體制實質上建立在滿足“民享”,而不是“民治”。

它的政權基礎是很抽象的,可以意會卻難以言傳,叫“民心”,而不是選票。“得民心”,就是原來中國傳統當中政治正當性的一個核心概念。

儒家本身的“民本”其實也是一個精英政治,用這個精英政治手段試圖來實現“民享”或“民本”的目標。當然,不是有這個目標就能實現的。事實上它可能面對各式各樣的障礙,甚至面對無法跨越的難題。

總之一句話,這個政治體制的政治正當性的建構不是沒有它論述的基礎的。

也因為這樣,面對中國大陸政治體制,中國大陸用那麼快速的工業化全面崛起,西方學者是非常困惑的。因為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經驗,如果沒有“民治”,怎麼可能有“民享”呢?

不過中國大陸學者可以問你這個問題:菲律賓也有“民治”,但是它有“民享”嗎?所以這兩者之間也不能直接划等號。

另外西方學者也發現他們不能否認中國大陸三十年的具體成果。他們觀察中國在北京奧運會、處理四川汶川地震災難、應對全球金融海嘯時所展現出來的統籌兼顧的能力,讓很多國家發現他們的政府都沒有這個條件以那麼快速有效的方式去應對那些危機、迎接那些挑戰。

所以前一陣美國《紐約時報》有一個很有名的專欄作家,寫過《地球是平的》這本暢銷書,叫湯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他最新的一本書里有一個章節叫《讓我們做一天中國》(Let’s be China for a day),因為他覺得他也看到了美國的體制存在很多嚴重的問題。他很擔心美國的體制會處在不斷的內耗過程中,沒有辦法讓這個國家真正有效地面臨二十一世紀的挑戰。他特別在意美國一定要發展綠色經濟,一定要對氣態性能源投入大量的科研預算。但他發現,美國代表石油界、能源界的利益集團太龐大了,他們在國會可以左右所有這一類型的立法。所以他很感慨。他說,我們能不能有一天做一天中國,在那一天把所有二十一世紀需要頒布的立法全部頒布了,然後第二天回去做美國。當然這是一個夢想,但他用戲劇化的論述來說明這兩個體制的不同。

舉個例子,比如上圖中汶川地震災區的住房重建,基本上只花了三年時間。在重建中,完成了540多萬戶的新建或整建,解決了該地區1200多萬居民的住房問題。大家知道540多萬戶是多大一個數字嗎?全台灣所有的住宅的戶數是多少,大家知不知道?800萬戶。在三年里,蓋了70%的台灣所有的住宅面積。這種規模的重建數在全世界是不可能的。到目前為止,日本東北海岸的垃圾都還沒完全清理完畢。

解讀中國崛起要有大歷史觀

我跟各位提醒一下,解讀中國崛起一定要大歷史觀。沒有大歷史觀根本看不清楚。所以為甚麼我一開始用“興起”而不是“崛起”,其實從歷史的角度來講應該是“再興”而不是“崛起”。

因為在乾隆時代,用安格斯·麥迪遜的計算方式,即購買力等值的GDP,當時中國國民生產總額佔全球經濟體系1/4。

它在二十世紀初期一度降到最低,只有3%,一蹶不振,也因為其他國家進步太快,尤其是西歐,還有美國。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中國只是在恢復它在世界上的份額,也在恢復它在東亞的地位。我們今天看到的是它在恢復過程裡面的一個插曲而已。這個插曲現在不見得會馬上落幕,但是在十年內一定會有一個很明確的結果,大家可以看得到。

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已經在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但這不是它第一次塑造世界秩序。在歷史上,它就曾經是一個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行動者和成員。

大家可能不知道,600年前,明朝的時候,中國曾經佔全世界貿易有多大?50%。西方國家的白銀基本上都匯集到中國了,因為有大量貿易順差,有茶葉、絲綢、瓷器這幾個出口大項,而且它自己內部的製造業也很強,所以不太需要進口。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大歷史觀的話,應該把中國的“再興”或者說“崛起”放到更宏觀的角度去理解。這個理解很重要。我把它叫做怎樣去看待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而這就是二十世紀的最後四十五年到二十一世紀整個世界歷史巨大變化的主軸。

你現在看到的歐洲面對的所有問題,日本的長期衰落,其實都在這個大歷史脈絡裡面。可以說人類歷史已經跨入一個新的階段,傳統的“南北關係”開始出現根本性的變化。

甚麼叫傳統的“南北關係”?就是說北方的工業化國家永遠掌握科技、軍事的優勢,宰制了全球,制定全世界的各種遊戲規則。而且他們一直以各種手段,有時候是自由貿易,有時候是掠奪,來維持他們永久的優勢。他們有和這些南方國家比差距非常懸殊的生活水準。全世界的財富以及創造財富的手段集中在他們身上。最典型的是他們出口非常高價值的工業產品,換取非常廉價的工業原料、農業產品和能源,可以出口幾噸的香蕉,去換一部收音機。常常有人把這叫做南北的不對稱交換。

這種不對等關係可以讓非西方世界很多國家全面崛起,不僅是四小龍,還有更多的新興經濟體系。它們也進入快速工業化國家,也進入過去北方國家最擅長的科技尖端領域,也會去挑戰原來北方國家所支配壟斷的先進產業。這時候南北的交換關係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個改變很簡單,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凡是中國和印度會生產的,或者自己國家生產無法滿足自己國內需求的所有的產品,價格都會上升。凡是中國和印度(也可以加巴西)會製造的,其價格就會不斷下降。就這麼簡單。這就是為甚麼我們五年前買一個鮭魚便當,鮭魚越來越小,便當越來越貴,因為它的總產量要增加起來很難,雖然它一部分是養殖的。反過來,一個DVD播放器,你到夜市去買,2000台幣,1500也可以買得到。再過幾年,iPhone這種智能手機,在1000人民幣以下是家常便飯。這就是南北關係的根本性變化。

我們正進入一個三百年來未有的大變局,全世界生產活動重心會快速向西方世界轉移。

甚麼叫“西方”?傳統西方,就是西歐,加上美國、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當然也有人把日本放在裡面,這是另外一種定義,傳統西方不包括日本。不過日本在心態上常常自以為是那個集團裡面的一個成員。全世界財富與權力快速重新分配,也不過是非西方世界在恢復他們在世界經濟與政治舞台上的份額,如此而已。

我剛才也講過中國曾經是世界經濟體裡面一個舉足輕重的成員。大家知不知道,其實阿拉伯也是,印度也是——至少在西方還沒有把它納入殖民地勢力之下時,它根本就是全球經濟體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只不過過去,最多兩百多年,世界經濟發生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個變化的發生說明我們過去所熟悉的世界不會真正永久保存在那兒。

事實上它已經起了劇烈變化,西方國家一些敏銳的觀察家已經看到了。在次貸危機全面爆發之前,前《新聞週刊》的總編輯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在2008年就出了一本書,叫《後美國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就在探討這個大歷史變化和大趨勢。

他描繪說,當前的轉折是過去五百年來人類歷史第三個重要的結構性轉移。第一個是西方世界的崛起,主要是指西歐;第二個是美國的崛起;第三個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這是他的原話。新加坡李光耀管理學院院長馬凱碩,一位印度籍的著名學者,也寫了一本書,叫《新亞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因為歷史學家把美國崛起叫做西半球(west hemisphere)的崛起,是以美國為首的西半球的崛起。他借用這個概念,說亞洲自己就是一個“亞洲半球”,它會變成世界政治經濟舞台上的一個新的要角。

這本書也講到,其實中國、印度、穆斯林和很多其他民族曾經就是世界歷史的主角。沒有阿拉伯人把天文、醫學、數學,還有古希臘的一些經典傳回歐洲的話,歐洲是不會有文藝復興的。

有很多學者都是在對這個大歷史做分析。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參考。像安格斯·麥迪遜這本對人類經濟兩千年的最宏觀的經濟史的研究。我想到大陸有一個學者叫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這是麥迪遜做的非常精緻的歷史估算,對人類在不同歷史時期每個經濟體時值規模的估算。這個估算需要收集大量的材料,運用很多不同的估算法。這個圖只是展現他資料裡面的一個部分(下圖)。




過去500年世界GDP比重分布

我們看1500~2000年,這就是我剛才講的大的歷史變化。中國最遲到乾隆末年、嘉慶初期,國民生產總值佔全世界的比重始終是超過1/4。有時候稍微小一點,可能正好有戰爭,有時候會大一些,但是基本上都是在1/4上下。

印度在世界經濟中也是一個相對而言非常大的經濟體,隨後它就全面納入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開始被殖民被掠奪的過程。

美國在十九世紀後期內戰結束以後突飛猛進,尤其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達到頂峰。但是我們要想,美國、歐洲這兩個總人口不過佔全世界十分之一多一點,曾經能夠享有全世界幾乎一半以上的生產力。

坦白說,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外,不是一個常態。這個特殊的例外是不可能維持很久的。因為其他國家一旦獨立、一旦不挨打,就可以開始發展、模仿、追趕。有些成功,有些沒那麼成功,但是大趨勢還是在的。要維持科技永久的大幅領先,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歐洲原以為美國都是一些剽竊、模仿的非常不上軌道的殖民地,怎麼可能可以追趕?但美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開始全面追趕。

在追趕過程中,美國其實也是山寨大國。所有歐洲有的東西,一兩個月以後,在紐約、在波士頓就會有複製品了。美國幹嘛要尊重歐洲知識產權?我因為這樣做,還要支付你那麼大的權利金?它在追趕的時候當然也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然美國今天領先了,就反過來要求你要嚴格遵守知識產權等等,作為貿易談判的重要手段。其實這個追趕過程都很類似。反過來講,其實中國輸出很多重要的發明,從來沒有向其他國家收過任何權利金。

大歷史有很多角度。大家千萬不要被現存流行觀念所捆綁,全部思維觀念其實已經定勢,而忘了還有其他各種不同的角度。你作為台大的學生,就是應該要有多元的視角,要有批判性的思維,要能夠超越流行的看法。

非西方世界崛起呈現多元現代性

安格斯·麥迪遜根據這個模型對未來做了估算。這個估算跟我之前講的《日蝕》那本書其實很呼應。雖然他的重點主要放在GDP,而薩勃拉曼尼亞的重點是全球經濟活動的比重,特別是貿易和投資。他們側重的面不一樣,但是整個大趨勢是非常類似的。

按照這個模型估計,西歐2030年佔全世界的比重會從過去最高峰,石油危機之前的1/4多一點,降到13%。

美國相對來說減緩速度會比較慢,因為美國還會有新移民,人口還會增長,它的科技創新整體來講是優於西歐的。從現在很多學者對這個數據的看法來看,中國大陸的比重應該是一個保守估計。最重要的一點,西方在石油危機之前曾經佔51%左右,二戰剛結束的時候大概佔56%多一點。美國、英國、法國等重建戰後世界,建構國際體系中所有重要的制度和規則,也不奇怪,因為它們站在這樣一個無與倫比的領先支配性地位。

但是整體來看,西方到2030年會低於三分之一,而廣義的非西方會超過三分之二。這個世界就絕不是我們以前熟悉的那個世界了。歷史一定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實這個變化已經出現了,不過它的終局還沒有完全形成,還在一個演變的過程中。

譬如說,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把G8當一回事了。幾年前G8不得了,不要說G8峰會——嚴格來說是G7,其中俄羅斯是很勉強作為第八個成員,而且它和其他七個董事格格不入——即使G7財長碰面都是一件大事,全世界的資本市場、投資人都會關注。現在呢?G20。為甚麼要出現G20?為甚麼G8、G7要把舞台讓出來?因為形勢使然。我們現在講金磚五國,包括南非在內的BRICS,開始挑戰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了,並且已經在西方主導的既有的合作體制和規範外設立一套自己的合作機制,當然還在萌芽階段,但是已經有一定的動能。

中國崛起帶動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根本改變了工業產品和原物料之間的交換條件,加速全球財富的重新分配。當然,這個重新分配不是所有西方國家都相對來說在走下坡,也有幸運者,比如說天然資源非常豐富的人口又很少的國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因為它們有很多森林、鐵礦、油頁岩,還是可以受惠於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但從核心價值觀的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是,我們過去所熟悉的一元現代性歷史格局在消失。西方代表最先進的,其他國家就是慢慢模仿和靠攏,進步和落後的坐標是非常清晰的。

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二十一世紀的特徵就是多元現代性。不同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國家,可能會以不同的路徑走向現代化,而且它們成熟穩定的現代化社會的模樣、組織原則中,有現代性成分,也有共通的成分,也有其特殊的成分。不是每一個國家最後都會演變成美國,或者演變成德國。事實上日本就不是。日本作為一個高度現代化國家,其實它的社會、政治運作模式和美國、歐洲很不一樣。不過我們有時候忽視其差異,只看它們共通的地方,勉強去運用一元現代性的歷史格局。

非洲這十年來巨大的變化,是非洲獨立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景象,其實都是因為這些國家全面加速和中國大陸、印度、巴西的關係,形成新的經濟交換和互惠關係。中國大陸和非洲貿易額在2011年就達到1600億美元,佔非洲對外總貿易的18%。

反過來,中國也更依賴非洲的能源。中國也開始進行各類投資,到2010年底有400億。在這個時期,中國本身很多金融機構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在上一個十年,2001~2010年,中國進出口銀行給非洲提供的各種不同形式的貸款,短期、長期、融資,是672億美元。而世界銀行,這個過去全世界最重要的給發展中國家提供優惠性貸款的機構,在這個時期只不過進行了500多億美元的融資。你就可以看出這個變化。中國也減免了35個貧困國家300億美元的債務。現在一個新的重要金融機構在非洲發展,開始在非洲扮演角色,就是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它的總資產超過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資產總和,它要和跟非洲合作的中國中小企業開始對非洲進行融資。

在拉丁美洲,你會看到同樣的景象。細節我就不多談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發展的道路會影響到人類的未來。它震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撼動了過去傳統的國際發展機構對於發展和治理的話語權,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前這些機構知道它們認為應該怎麼指導非洲、拉丁美洲、亞洲怎麼發展,怎麼進行政治改革,怎麼制定經濟發展戰略。但它們過去的這種支配地位發生了劇烈變化。也因為有這個變化,所以林毅夫才可能變成世界銀行的副總裁。

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可能在全世界的意識形態版圖上的,當然在台灣我完全沒有感受,但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亞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在美國式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體制以外,開創第三條道路。

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它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應該用甚麼樣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來追求它們之間的平衡。

最近,非常有影響力的《經濟學人》雜誌也意識到這種挑戰,雖然它對中國大陸體制不太願意用官方的名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是給它取了另一個名字,叫做“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但它也看到了這樣一個變化,因而憂心忡忡,說西歐福利國家模式面臨崩解,美國資本主義面臨挑戰,國家資本主義在新經濟體中變成一個主流思想,不僅是在中國大陸,而且是在很多非西方國家。

所以如果要我對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的新坐標做一些揣測、描繪的話,我會認為,金磚五國會成為非西方世界的領頭羊、代言人,會逐漸取得全球議題的話語權,G7會逐漸失去制定多邊體制與規範的主導權。當然並不是明天就會看到一個煥然一新的結果,但是這個過程已經在進行,而且在十年、十五年,甚至在更短的時間內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

可以看到,美國和歐洲,因為其相對位置開始下降,經濟的挑戰壓力開始上升,除了像德國可以維持很好的競爭力以外,它們內部的貿易保護主義會上升。

反而新興經濟體會變成維護全球貿易的主角。二十年前,它是完全反轉的景象。我也預測,新興經濟體之間的依存度會不斷增強,彼此在貿易、金融、能源和環境上更緊密合作。金磚五國在新德里召開最近一次的峰會時已經達成協議,要成立一個自己的開發銀行。這個開發銀行一旦成立的話絕對會侵蝕現在世界銀行的地位。

同時我也認為,美元最終會失去世界儲備貨幣的獨佔地位,但是完全取代美國的超主權貨幣也很難在短時期內出現。這時,國際貿易會呈現多種貨幣結算的多元化局面和區域化格局。比如,在某一個區域中,某一種貨幣是主要的資本市場操作和結算的貨幣。當然歐元也會有它的位置。人民幣成為東亞主要貨幣的可能性看起來與日俱增。

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為甚麼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G20。很簡單,它要新興經濟體承擔新的責任。第一,希望它們能夠擴大支出、擴大消費,帶動西方國家的出口。而且希望國家能夠注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的全球性的金融或財政援助方案,動用它們的儲蓄、外匯存底。你要人家貢獻,你就必須在飯桌上給人家多一副碗筷,多一個席位。

在很多不同領域,除了經濟以外,比如說我們現在最關注的全球變暖問題,怎樣完成一個後《京都議定書》新協議。

這個遊戲規則過去是西歐在主導的。因為美國非常抗拒整個構想,不願接受任何一個全球性的強制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協議,變成一個被動的大國,所以歐洲變成領頭羊。歐洲在設計遊戲規則時,其實在很多方面還是以自己利益作為第一位考慮的。這個主導地位在2009年就被挑戰,從此以後不可能恢復——必須要協商,必須要面對以東亞、印度、巴西這些國家為代表的非西方集團對全球氣候變暖公約的要求。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這個世界已經在劇烈變化。雖然說金磚五國作為一個緊密的政治集團還談不上,內部還有很多矛盾,尤其是中國和印度之間,不過2012年3月在新德里舉行的金磚五國峰會上,可以從政策宣言里看出,他們也找到了對全球性議題共同的立場和看法。因為它畢竟還處在一個急起直追、相對落後的位置。他們提出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這話是甚麼意思?就是說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包容、失序的。但這是一種正面表述的方式,來說它們對現存體系的不滿。

為甚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總裁,永遠是一個美國人做,一個歐洲人做?世界上經濟的實力已經出現了那麼巨大的變化,如果西方國家把這些管理機構、多邊體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放的話,非西方國家就另起爐灶;如果你內部不改革,那我從外部改革,會帶來更大的衝擊。

我們來看東亞的經濟新秩序。我認為也很清楚。中國和印度就會變成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帶動東亞經濟成長的火車頭。東亞國家整體上來講會降低對美國與歐洲市場的依賴,並強化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合作,包括拉丁美洲、中東、非洲。

中國大陸也會成為帶動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龍頭,不會是日本,日本看起來可能性比較低。而且我們常常不太關注的一點就是,因為台灣是一個海島,所以我們會以為面海是一個最大的優勢。也沒有錯,在歷史上某一個階段陸上戰爭很多、貿易障礙非常嚴峻的時候,海上通路是最通暢的、無遠弗屆的。

但是一旦政治障礙可以克服的時候,陸上運輸的經濟效益比海上還要高。現在已經在進行這樣一個新的變化。泛亞鐵路系統會變成整個區域經濟整合的加速器。不久之後,就會有高速公路,還有高速鐵路,從昆明直接到新加坡。如果朝鮮的改革速度真的加快的話,高速鐵路從長春經過邊境到平壤,再到首爾,也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這樣,整個中亞這條傳統陸上絲路就透過現代的運輸體系被重新建構。這些都可能是我們要去面對的東亞新秩序。

東亞國家即使不是形成正式的、有形的貨幣同盟,也會是某種形式的貨幣同盟,包括他們自己的貨幣和貨幣政策,以及相互增加持有對方的國債,人民幣也會變成這個區域裡面日漸重要的一個結算貨幣和亞洲債券市場的主要計價貨幣。這就是我講的泛亞鐵路系統的建構。這個建構是在不斷加速、進行的。今天一個貨櫃從重慶(一個過去認為交通極不方便的落後山城)花不到十五天就可以到達德國漢堡,中間不需要通關,因為沿路的所有國家都簽了一個協議,可以讓一個封關的貨櫃可以直接到達歐洲。同樣一個貨櫃,如果要從上海運到鹿特丹,需要二十一天以上的時間,而且要確定海向、馬六甲海峽的海道都不是問題。很多新的變化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台灣的國際策略

總要講台灣吧。我給大家的建議是,要開始跳出以西方為中心的思維、超越單一現代性的坐標,適應多元現代性的格局。台灣要準備重新融入亞洲、重新連結非西方世界。我們對南亞太陌生,我們對中亞一無所知,拉丁美洲非常遙遠,非洲對我們來說完全是充滿著風險的大陸,但很可能是台灣很重要的未來要在經濟、文化和其他領域拓展的新空間。

可是你要在這個地區進行新的合作和交流,你的心態就要非常開拓,要摒除文明優越感,要接納包容多元價值。

不要以為你知道甚麼是進步,甚麼是落後,其實未必如此。我們可能有時候對自己的印尼傭都不夠包容。要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傳承和發展經驗,面對中國大陸,要學習以小事大。如果沒有這個智慧的話,那麼台灣會吃足苦頭。

我認為,台灣最重要的策略和指導思想是“得道多助”,就是你每天不是去埋怨別人對你不好,而要自己提升自己的存在價值。人家為甚麼對你好?為甚麼重視你?台大畢業生為甚麼可以得到比北大、清華畢業生更高的薪水?憑甚麼?憑你父母親過去的努力嗎?還是憑你天生就享有這個權利?都沒有。

在現在這個世界上,要打破這種思維。你要證明你自己的存在價值。整個台灣更是如此。台灣必須在國際分工上扮演或不可缺的角色,尤其在開發新市場經濟體的過程中。幫歐美名牌高科技代工這條路看起來已經走不下去了。台灣不僅在經濟上要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新興產業和新興經濟體的開拓上、在國際社會也要扮演建設性的角色,包括協助化解大國矛盾、引導和諧,不製造問題、不激化矛盾,不要成為其他國家的負擔,而且要對全球地區性問題扮演最起碼的該扮演的角色。台灣連溫室氣體排放可能都不願意去承擔責任,這樣很難去獲得別人對你最起碼的尊重。

還要運用自己既有的優勢,補償弱勢。事實上我們還是有自己的優勢,比如說生產資源整合能力,可以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生產資源進行有效的整合,運作全球生產和供應的鏈條。我們在語言、文化和宗教方面有我們的深厚傳承。我們和中國大陸、美國、日本都有特殊的關係,怎麼樣把這種特殊關係變成我們的一種發展優勢或者立足點。而且我們可能需要依賴企業或者民間組織作為參與國際的最有活力的主角。另外要避開自己的劣勢,要避免在主權議題上硬碰硬,避免掉入大國對抗的漩渦,更要避免在軍備競賽上虛耗資源。

最後是結語。我最近看了一個部落格很有感觸,大家也可以上網搜尋一下,叫“野武士部落格”,它在講日本失落青年的心聲,十年薪資停滯,十年能不能保有工作的提心弔膽,十年成家買不起房子,父母能夠接濟他的能力不斷萎縮,社會整體往前看都是荊棘滿布,看不到起色。

台灣一定要去避免這樣一個困境。

時間關係,我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2013-12-08 朱雲漢 深夜讀書

朱雲漢:台灣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演講時間為2012年9月

最後修改時間: 2015-06-08 12: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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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之後
作者: 楊絳
追蹤作者
出版社:時報出版
訂閱出版社新書快訊
出版日期:2015/03/30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經典之作《洗澡》續集

人物依舊 故事迥然

  《洗澡之後》是著名作家、學者與翻譯家楊絳先生,為她的長篇小說《洗澡》所寫的續集。

  《洗澡》反映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長篇小說。作品人物眾多,故事曲折,其中尤以姚宓和許彥成之間的純潔感情為人稱道。但有讀者對這兩人的關係妄加臆想,對他們之間的純真情誼有所懷疑。作者為了防止姚宓與許彥成之間那份純潔的友情被人誤解,在已近百歲高齡之時,動筆創作《洗澡之後》這部續集。

  與《洗澡》相較,《洗澡之後》人物依舊,但故事有所不同,《洗澡》中有純潔感情的男女主角,在《洗澡之後》終於有了如願以償的結局。許彥成的妻子杜麗琳因在鳴放中積極表態,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過程中與同為右派的葉丹產生感情。回北京後,她主動提出與許彥成分手,使兩人的精神都得到解脫,各自覓得快意的情感歸宿。

  楊絳先生在序言中說:「假如我去世以後,有人擅寫續集,我就麻煩了。現在趁我還健在,把故事結束了吧。這樣呢,非但保全了這份純潔的友情,也給讀者看到一個稱心如意的結局……我把故事結束了,誰也別想再寫什麽續集了。」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楊絳(1911~)

  本名楊季康,祖籍江蘇無錫,生於北京。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1935年與錢鍾書先生結婚,同年兩人至英國留學,1937年轉赴法國。1938年夫婦倆攜女返國,回國後楊絳曾任振華女校上海分校校長、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授。1949年後,先後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楊絳早在抗戰時期的上海,就以《稱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兩部喜劇成名,後來又出版短篇小說《倒影集》和文學評論《春泥集》,文革後更有膾炙人口的《幹校六記》、《洗澡》、《將飲茶》、《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等多部作品問世。

  作品另有《楊絳譯文集》、《楊絳作品集》。翻譯《小癩子》、《堂吉軻德》、《斐多》。



前言
  
  《洗澡》結尾,姚太太為許彥成、杜麗琳送行,請吃晚飯。飯桌是普通的方桌。姚太太和宛英相對獨坐一面,姚宓和杜麗琳並坐一面,許彥成和羅厚並坐一面。有讀者寫信問我:那次宴會是否烏龜宴。我莫名其妙,請教朋友。朋友笑說:「那人心地骯髒,認為姚宓和許彥成在姚家那間小書房裡偷情了。」
  
  我很嫌惡。我特意要寫姚宓和許彥成之間那份純潔的友情,卻被人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後,有人擅寫續集,我就麻煩了。現在趁我還健在,把故事結束了吧。這樣呢,非但保全了這份純潔的友情,也給讀者看到一個稱心如意的結局。每個角色都沒有走形,卻更深入細緻。我當初曾聲明:故事是無中生有,純屬虛構,但人物和情節卻活生生地好像真有其事。姚宓和許彥成是讀者喜愛的角色,就成為書中主角。既有主角,就改變了原作的性質。原作是寫知識分子改造思想;那群知識分子,誰是主角呀?我這部《洗澡之後》是小小一部新作,人物依舊,事情卻完全不同。我把故事結束了,誰也別想再寫什麼續集了。

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内容連載: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serialtext/?item=0010668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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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憶與雜寫:楊絳散文集
作者: 楊絳
追蹤作者
出版社:時報出版
訂閱出版社新書快訊
出版日期:2015/03/23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我早已無父無母,姊妹兄弟也都沒有了,
  獨在燈下,寫完這篇《回憶》,還癡癡地回憶又回憶。
──楊絳

  【備受文壇敬仰的百歲作家楊絳 懷人憶舊經典之作】
  挺立於時代巨輪下的文人傲骨,以筆墨提煉人生菁華
  既是散文,也似小說,娓娓道來歷經風霜的生命回憶

  這是文壇百歲名家楊絳先生最新、也是最精彩的散文選輯。第一部「雜憶」,收錄楊絳懷人憶舊之作三十二篇,一部分是懷念人,「從極親到極疏」,如〈林奶奶〉、〈記楊必〉;一部分是追憶往事,「從感我至深到漠不關心」,像是〈客氣的日本人〉、〈我在啟明上學〉。還有一些是從舊稿中拾取的,那些款款道來的人和事,既是散文、也如小說,不僅給人們美文的享受,也是對各個時代各種人物一種生動的認識方式,令人直憶昨日風霜。第二部「雜寫」,選自作者從三十年代以來有感而發的小品文,以及講演、發言、邀稿、譯序等各式雜文共二十八篇,如〈記我的翻譯〉、〈尖兵錢媛〉、〈錢鍾書生命中的楊絳〉、〈魔鬼夜訪楊絳〉等,這些文章讀來親切感人而又發人深省。

  《雜憶與雜寫》所收選的文章,多為楊絳先生九十高齡以後所寫,長或千餘,短則數百字,同時兼有描摹事物的深刻筆觸,和洞察世事的幽默智慧,無不體現了一個歷經世事的老人的寬厚睿智,而情感的蘊藉有致、文筆的自然天成更是已臻化境。 本書根據201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楊絳全集》中的散文卷《雜憶與雜寫》為底本,經過重新分類編修,依照作者的寫作年份排序,讓讀者在欣賞楊絳文章的筆墨之美與時代之嘆時,也能感受她悠揚漫長生命中時間與意識的流動。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楊絳(1911~)

  本名楊季康,祖籍江蘇無錫,生於北京。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1935年與錢鍾書先生結婚,同年兩人至英國留學,1937年轉赴法國。1938年夫婦倆攜女返國,回國後楊絳曾任振華女校上海分校校長、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授。1949年後,先後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楊絳早在抗戰時期的上海,就以《稱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兩部喜劇成名,後來又出版短篇小說《倒影集》和文學評論《春泥集》,文革後更有膾炙人口的《幹校六記》、《洗澡》、《將飲茶》、《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洗澡之後》等多部作品問世。

  作品另外有《楊絳譯文集》、《楊絳作品集》。翻譯有《小癩子》、《堂吉軻德》、《斐多》等作品。

目錄

自序

雜憶──懷人憶舊
「吾先生」──舊事拾零/老王/林奶奶/懷念石華父/紀念溫德先生/第一次觀禮──舊事拾零/大王廟/「遇仙」記/客氣的日本人/闖禍的邊緣──舊事拾零/花花兒/控訴大會/憶高崇熙先生──舊事拾零/黑皮阿二/記楊必/趙佩榮與強英雄/阿福與阿靈/車過古戰場──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順姐的「自由戀愛」/小吹牛/第一次下鄉/記似夢非夢/記章太炎先生談掌故/臨水人家/方五妹和她的「我老頭子」/錢鍾書離開西南聯大的實情/狼和狽的故事/難忘的一天/懷念陳衡哲/我在啟明上學/陳光甫的故事二則/剪辮子的故事

雜寫──短文選輯
收腳印/陰/風/流浪兒/喝茶/聽話的藝術/窗簾/「天上一日,人間一年」──在塞萬提斯紀念會上的發言/《堂吉訶德》譯余瑣掇/塞萬提斯的戲言──為塞萬提斯銅像揭幕而作/為無錫修復錢氏故居事,向領導陳情/讀書苦樂/軟紅塵裡‧楔子/一塊隕石/記我的翻譯/向林一安先生請教/不官不商有書香/尖兵錢瑗/請別拿我做廣告/「楊絳」和「楊季康」──賀上海紀念話劇百年/介紹莫宜佳翻譯的《我們仨》/錢鍾書生命中的楊絳/魔鬼夜訪楊絳/儉為共德/漢文/漫談《紅樓夢》/鍾書習字/憶孩時(五則)

内容連載: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serialtext/?item=0010668067



最後修改時間: 2015-06-08 1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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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



作者: 楊絳
追蹤作者
出版社:時報出版
訂閱出版社新書快訊
出版日期:2015/03/30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洗澡》是楊絳寫於一九八○年代的長篇小說,與其夫婿錢鍾書的名作《圍城》,皆為文壇重量級著作。  
  
  本書描寫中國解放後,知識份子第一次經受的思想改造,當時泛稱「三反」,又稱「脫褲子、割尾巴」。因為知識份子聽不慣「脫褲子」的說法,因此改稱「洗澡」,亦即西方的「洗腦」。
  
  全書分三部,第一部寫新中國不拘一格收羅的人才,第二部寫這些人確實需要「洗澡」,第三部寫運動中這群人各自不同的表現。楊絳以平實的筆觸,樸素,甚至不動聲色,寫盡一個動盪時代對人心靈的衝擊,以及人們內心的改變。

  楊絳寫散文,文字舉重若輕,寫小說,語文流利純潔,易讀耐讀,餘韻無窮。《洗澡》是她的長篇代表作,寫中國知識份子在三反五改的嘴臉,字裡行間透著對世情的了然,卻又處處是令人拍案的諷喻。《洗澡》中寫女性對男人的失望,對照《圍城》中對女性的挖苦,極為有趣。

  知名作家施蟄存稱許:「《洗澡》給我的感覺就像半部《紅樓夢》,加上半部《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精神表現在全書的對話中……《洗澡》的作者運用對話和曹雪芹有異曲同工之妙……《儒林外史》的精神,不用解釋,因為《洗澡》中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楊絳(1911~)

  本名楊季康,祖籍江蘇無錫,生於北京。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1935年與錢鍾書先生結婚,同年兩人至英國留學,1937年轉赴法國。1938年夫婦倆攜女返國,回國後楊絳曾任振華女校上海分校校長、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授。1949年後,先後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楊絳早在抗戰時期的上海,就以《稱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兩部喜劇成名,後來又出版短篇小說《倒影集》和文學評論《春泥集》,文革後更有膾炙人口的《幹校六記》、《洗澡》、《將飲茶》、《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等多部作品問世。

  作品另有《楊絳譯文集》、《楊絳作品集》。翻譯《小癩子》、《堂吉軻德》、《斐多》。

目錄

新版前言
前言
第一部 采葑采菲
第二部 如匪浣衣
第三部 滄浪之水清兮

內容連載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serialtext/?item=0010668643



最後修改時間: 2015-06-08 12: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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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總統的香港緣
夏語冰
2015年6月21日 第29卷 24期


羅斯福總統的外公和母親都曾在香港生活多年,他對中國積弱及被列強侵略深表同情,並反對英國殖民管治香港,開羅會議期間曾和蔣介石、邱吉爾談論把香港歸還中國。




羅斯福總統


帶領美國度過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大恐慌,並領導自由世界對抗日、德、意三個法西斯國家而獲得全面勝利的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法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俗稱小羅斯福),七十年前(一九四五)的四月十二日因腦溢血(中風)病逝於喬治亞洲溫泉(Warm Spring),終年六十三歲。三十八歲時突患小兒麻痺症而導致終生需靠輪椅代步的羅斯福,是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所推動的「新政」(New Deal)塑造了日後美國的整個社會架構與經濟基石,而使美國始終能夠在穩健中成為全球第一強國。

羅斯福雖未訪問過中國,卻是歷史上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他在二戰期間力主中國應為四強(中美英蘇)之一,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羅會議期間,和蔣介石舉行四次會談。羅斯福對中國友善的主因之一是,他的外祖父華倫.狄拉諾(Warren Delano)在十九世紀前半期是美國對華貿易的主幹之一。華倫精明幹練,二十四歲(一八三三)即從波士頓遠渡重洋到中國,先住廣州,後移香港,成為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的首席執行長。麻州商人山姆.羅素(Samuel Russell)是美國對華貿易的先驅之一,他在一八二四年即於廣州創立旗昌洋行,鴉片戰爭後的一八四二至九一年成為最大的外國商行。狄拉諾主管廣州、澳門和香港三地生意,他一度返美娶妻置產,生了十二個孩子,其中一個小女兒莎拉(Sara)即是羅斯福的母親。美國內戰期間,狄拉諾又攜家帶眷重返東方,七歲的莎拉第一次坐大船橫渡太平洋,在香港住了三年(一八六二至六五)。

十九世紀的對華貿易,西方國家主要向滿清中國購買絲綢和茶葉,中國卻很少從西方進口貨物,狡詐的英國商人想到從印度和土耳其帶來一批鴉片賣給中國人,沒想到賺大錢,中國人嗜食鴉片,數年間即有一千二百萬中國人染上毒癮。美國的幾間洋行因不賣鴉片,生意一落千丈,業務無法維持,只得像英國商行一樣,開始向中國賣鴉片,其中包括旗昌洋行。百多年來,狄拉諾家族不太願意談旗昌洋行向中國賣鴉片的往事,但羅斯福從正面的態度和史觀回顧其先人在對華貿易上的貢獻。羅斯福是心胸寬闊又開朗的人,常津津樂道他的外公和母親與中國的關係,也常公開表示對近代中國的積弱不振和屢遭列強侵略(包括日本)深切同情。

羅斯福雖非狹義的「中國通」,卻是博大的「知中派」。由於他對近代中國的了解和同情,也由於他的外公和母親在香港住過(外公住的時間更長),他完全清楚香港是因為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輸掉而被英國搶走。因此,正直的羅斯福一直希望英國把香港交還給中國,且多次公開表示英國放棄帝國主義的時代到了,香港還給中國的日子亦到了。可歎由於戰時外交的複雜,中國需要美英協助抗日、英國的頑強抗拒和羅斯福不願太過觸怒邱吉爾,終使香港未能在二戰結束後回到中國懷抱。

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一直是中國獨立奮戰,孤軍無援。日本從清末民初對中國鯨吞蠶食,奪取台澎,在東北建立滿洲國,都是中國自吞苦水。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開始,中國和日本鬼子單打獨鬥,美國還向日本輸出戰略物資,直至四零年,美英才把中國戰場與歐戰看成對抗法西斯的一個廣大戰場。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歐亞戰場始連成一體。羅氏強調「美國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為盟邦提供各種作戰物品,日落西山的英國帝國主義得利獲益最多,如無美國之助,英國早已被希特勒吃掉,當然也就沒有邱吉爾的動人戰時演說,亦無邱翁、外相艾登(Anthony Eden)和英國駐華大使薛穆(Sir Horace James Seymour)大力反對把香港交還中國的醜陋嘴臉。在羅斯福提議下,美英和中國談判簽訂新約,取消過去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羅氏的原意是要英國在中英新約中聲明放棄香港,但英國卻堅持保有香港。

蔣、羅在開羅會議對談四次,其中一次談到香港問題。據已故史家梁敬錞在《開羅會議》(台灣商務一九七三年三月初版)中說﹕「即香港地方,羅斯福亦主張應由英國交還中國,由中國宣布為自由港,委員長同意將香港宣布為自由港,即請羅斯福向英交涉……。」另在蔣、羅、邱三人會談中涉及香港問題時,邱翁帝國嘴臉畢露。羅斯福問蔣﹕「你對香港有何打算?」蔣尚未回答,邱即大聲搶著說﹕「你們請注意,香港是英國的領土。」蔣介石立刻駁斥邱﹕「英國以暴力入侵中國,與清廷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國民政府概不承認,戰後中國將收回香港。」邱強詞奪理說﹕「盟國共同戰勝日本,為什麼英國必須像殘暴的日本一樣,受到被剝奪土地的懲罰?」香港問題乃不了了之。

蔣在日記上寫道﹕「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之楷模矣。」邱翁經常嘲笑中國人小眼睛、單眼皮,此種歧視心態一直在英國沿襲下來,英國女王的丈夫菲利普親王數年前即勸英國人不要到中國留學,「否則會變成小眼睛、單眼皮」。前年台灣紀念開羅會議七十週年,無知的國府外交官竟邀邱翁的外孫女(此女亦有歧華言論)訪台,國格蕩然矣!

蔣介石錯失接管琉球

羅斯福亦曾在開羅會議期間兩度向蔣介石提出琉球問題,蔣和幕僚也許在會前未對琉球問題做沙盤推演,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當羅氏問及時,蔣竟吞吞吐吐表示﹕「我覺得此群島應由中美兩國佔領,然後國際託管給中美共同管理為好。」十一月二十五日,羅氏又向蔣提及琉球問題,蔣氏還是以「中美共同管理」作答。有些史家對蔣氏在戰時外交上「畏畏縮縮」的表現,頗有微詞。蔣在戰時唯一的願望是打敗日本,以為戰後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沒想到,抗戰勝利不到五年,大陸河山就變色了。

羅斯福是個風流才子,一九一六年和其妻伊蓮娜(Eleanor,是羅斯福的遠房堂妹)聘請的社交秘書露西.莫瑟(Lucy Mercer)發生戀情,兩年後始被羅妻發現。伊蓮娜提出離婚(他們有一女五子),羅氏考慮到政治前途未答應,但保證今後絕不和露西來往,當時羅氏為助理海軍部長。一八年後,羅氏和其妻有夫妻之名而再無夫妻之實。伊蓮娜亦變成雙性戀,曾和警衛、男秘書交好,又和有「男人婆」之稱的美聯社女記者洛麗娜.希考克(Lorena Hickok)如影隨形。

羅氏一生中和幾個女人結下不解之緣,第一個是他的母親莎拉,莎拉有「控制狂」,羅氏既愛她又怕她,他在哈佛讀書時,莎拉在校外租房子「陪讀」。羅氏結婚後,莎拉堅持要和兒子同住,害得媳婦伊蓮娜精神衰弱。白宮女秘書米西.雷漢(Missy LeHand)如同羅氏的「代理夫人」,照顧他一切,一九四四年四十六歲去世。羅氏的遠房表妹黛西.沙克利(Daisy Suckley)是羅氏最相信的人之一,兩個人無話不談。和羅氏親近的另一個女人是葛莉絲.杜利(Grace Tully),活得最久,一九八四年八十三歲去世。

但露西.莫瑟是羅氏的最愛,一九一八年羅氏雖向妻子保證不再和她來往,兩個人卻從未斷絕關係。露西常利用羅妻不在白宮或紐約州海德公園私宅時,潛入幽會,次數達五十多次,羅氏的女兒安娜常為他們牽線,她說露西為她父親帶來溫暖和快樂。露西曾和一富豪結婚,一九四四年丈夫去世。羅氏於四五年四月十二日中風去世時,露西和其他女人在他身旁待了好幾天,羅妻不在場。羅妻事後知道是女兒安娜安排聚會,氣得很長時間不和女兒說話。露西於一九四八年去世,終年五十七歲。

羅斯福的最大嗜好是抽煙和每天下午喝自調的馬丁尼。他也愛集郵,收集了數萬枚(一說十幾萬)各國郵票,每個星期六,國務院都會把世界各地寄來的郵票送到白宮。羅氏死後,其妻即把郵票廉價賣掉。

與林肯華盛頓鼎足三立

羅斯福是美國歷史上名列前茅的總統,與林肯、華盛頓鼎足而立。直至今天,許多美國社會制度仍是羅斯福時代的遺澤,如社會安全保險(即養老金)。羅氏希望香港歸還中國的願望雖未達成,但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大英帝國畢竟不能再像當年邱吉爾一樣撒賴了,「東方之珠」終於重歸華夏版圖,羅斯福的心願終在半個多世紀後付諸實現了,關心中國的「羅總統」(蔣介石對他的稱呼)當會含笑於紐約海德公園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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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余國藩─啟迪香港教育

2015年6月21日 第29卷 24期

他博學,學問深不可測,是中西精緻文化的載體,治學理念對香港教育界帶來重大啟示。

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上月十二日,我的好朋友余國藩教授因病離世,從此世界失去了一位能夠「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被夏志清評為在同一年齡層最博學的海外華人學者。這個損失,學術界很多年內也很難彌補回來。

國藩教授(我們都叫他Tony)是《西遊記》的英譯者。翻譯這本古典小說豈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國藩的譯本有口皆碑,原著文體複雜,有詩詞韻文,有散文論述,宗教與文化典故多不勝數,時有抒情,間有幽默,如何平衡文學的美感、宗教學者所要求的嚴謹、及小孩也能吸引的可讀性,顯然是巨大的挑戰。國藩四巨冊的譯本是如此的成功,致使世人都把他與《西遊記》連在一起,而容易忘記他同時也是在多個領域都作出過巨大貢獻的頂尖學者。他生前是屬於芝加哥大學五個學術單位的大教授,包括神學院、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英國語文與文學系、比較文學系與社會思想委員會,這五個單位中的任何一個都會使人引以自豪,我記憶所得,在芝大從未有人同時被五個單位爭相羅致。

國藩的確是博學的,他在大學時唸神學,精研基督教義理,進入排名全美第一的芝大神學院後,對世界各種宗教的教義與源流更是得到最嚴格訓練。但國藩同時也專精文學、藝術、音樂與語文,其所發表的文學評論不但涉及荷馬、但丁、米爾頓、莎士比亞等西方經典,中國文學功力亦深。有關《西遊記》研究的學術論文可見他的學生李奭學替他翻譯成中文的論文集,我蒙他贈書的《重讀石頭記》也是《紅樓夢》研究的極富啟發性的著作。他較後期的《中國的國家與宗教》闡述中國歷朝政府都在干預宗教、利用宗教,更是發人深省,道前人所未能道。

我一直以為國藩精通八種語文,原來我是錯的。上週末與國藩的夫人鄧冰白女士印證此事,原來他懂得中文、英文、希臘文、拉丁文、希伯來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九種文字,並粗通梵文。對於這樣的一位語言天才,我很多年前便曾注意到,並向他請教如何才可學好一種語文。他答曰﹕「對一種語文的掌握程度,與你曾背誦過多少篇該語文中的好文章有直接的正面關係。」此評價與我所親身觀察到的完全一致。語文要好,一要背誦,二要選好文章。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多年來輕忽了背誦古文詩詞,難怪香港學生的中文水平如此退步。國藩的這個論述,理應成為對香港教育當局的遺訓。

國藩橫跨不同學術領域的功力使他理所當然成為芝大聞名於世的自由教育(或稱博雅教育)的典範。他博學自不待言,但更重要的是他學問的深不可測,這從我與他的結緣中可知一二。

我在芝大唸書時國藩已是教授,但我當時渾渾噩噩,只知他也是我中學華仁書院的前輩校友,與他並不相熟。在一九九八年初,其夫人冰白女士隨芝大校長孫能善來港籌款,不知怎地談起我尚在童年的小兒因中文水平不夠,但英文尚可,讀完了國藩的英譯《西遊記》大感過癮,冰白隨即告知,國藩正是其夫君。隨著多年,在芝城與香港都有與國藩冰白伉儷見面及用電郵交流,小兒後來在芝大讀書,也得他們多方照拂。

在這些交流中,我每每要向他請教一些我感興趣的問題。例如,有一次我問他有關天主教所唸的《信經》,據我在大學歷史科中所學,是公元三二五年在土耳其城市Nicaea天主教幾百位領袖開會所議決的教條,當中包含聖母為處女此一條文,我好奇此信條的源流來自何方。國藩的電郵回覆有如一篇學術論文(這是他的一貫特色,回應時十分認真),他解釋,在用希伯來文寫的舊約聖經中已有預告救世主將是被一位Almah所生,此詞意為「年輕女人」,但在耶穌出生前聖經已被譯為希臘文,Almah被譯為Parthenos,意即「處女」,其後馬竇福音用希臘文所寫,只能用上Parthenos此詞,其意流傳至今。若不精通這些語文,或對宗教歷史沒有深入認識,怎能一被問及便可詳盡提供答案?另一例是我一向認為中國歷史上發給僧人的證書,亦即「度牒」,是現代政府債券先河,我向他請教度牒制度曾對僧人的行為與制度有何影響。他回我的方法是列出了一系列的文章清單,要我閱讀。

這類一問便必有熱情而嚴謹的回應,例子多不勝數,就連送書予他也可得豐厚回報。我送過一套線裝的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給他,國藩隨即引導我了解此版本有何重要性。我知他是有名的美食家,送了套內含「隋園食譜」的《袁枚全集》給他,國藩說想翻譯此食譜,並告訴我內中關於烹食的精深理論。我欠他的,總是沒法還得清。

國藩離開我們,我難免思索,是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培養出一位如此傑出的學人。他家學源遠流長,他祖父余芸先生國學修為深湛,且從不識英文而只用了二年學英語便考入了牛津的梅頓學院 (Merton College),他的父親余伯泉上將是劍橋畢業生,有律師執照。他幼年離港避戰亂於中國內地,其祖父不但日夕跟他講《西遊記》,並且談詩論詞。國藩一早已是中西精緻文化的載體,但更難得的是他被培養出的認真治學態度,這與他在芝大的寺院式修練一拍即合,終於造就了位一代名家。在悼念國藩時,了解他的學習背景對教育界會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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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有流芳德未孤——紀念余國藩教授
2015-05-31 09:50:27


5月15日晚,臨睡前忽然接到消息,說余國藩教授已于12日魂歸道山。我極為錯愕,頓時困意全消,連忙上網查證。果然有幾條零星的微博提及此事,雖然情知以余教授近年的身體狀況,兇信很大可能是真的,但仍然不敢相信,於是翻牆上穀歌檢索,很快看到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部官網發了訃告,最後些許希望終於破滅,不禁悲從中來,隔了良久方始昏昏沉沉睡去。這些天來,和余教授的交往斷斷續續湧上心頭,遲遲不肯散去,又想到國內罕有介紹這位傑出學者的文章,也許把我所瞭解的點滴寫下來是有必要的。

最早知道余國藩教授的名字,大概是還在念大二的時候,當時在圖書館閱覽室看到一本叫做《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的論著,裡面收錄了余教授的三篇文章,其見解別具一格,卻非常有說服力,讀完十分欽佩,對作者不由也有些好奇。後來上網一查,才知道在國內默默無聞的余教授,竟然是芝加哥大學五個院系(包括神學院、東亞語言文學系、社會思想委員會、比較文學系、英語語言文學系)合聘的教授,更曾於1986至1994年擔任美國人文社科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理事。

早年不像如今,在美國頂尖大學擔任教職的華人學者實屬鳳毛麟角,那少數有此成就的學者當中,絕大部分是在東亞系從事和中國有關的研究,像余國藩教授這樣以西方宗教文學為專長的,更是少之又少。尤其值得專門提及的是社會思想委員會,此機構是芝加哥大學在人文社科方面的旗幟,能出任正教授的均是卓有建樹的大家。當年約翰·庫切挾獲得兩次布克獎的盛譽,也只是該委員會的副教授,直到2003年戴上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之後,才得以升任正職。而以一身而任五個院系教職,在該校百餘年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孤例。至於美國人文社科聯合會,是由美國哲學學會、歷史學會、社會學會等72個學術團體組成的全國性組織,大概相當於中國的社科聯和文聯的合體。該協會每屆理事會只有十幾個成員,余國藩教授似乎是第一個成為理事的華人,其在美國學術界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但這些都是虛名,我真正認識到余國藩教授的了不起之處,則要到許多年之後。因為機緣巧合,我從2004年開始踏上文學翻譯的道路。為了讓譯文更具可讀性,我反其道而行之,研讀了一批漢英文學譯著,試圖從中發現兩種語言轉碼的竅門。只可惜絕大部分現代漢英文學譯著,無論原著是新近的現代小說,還是像《紅樓夢》、《西遊記》那樣的傳統作品,就技術的層面而言是欠佳的。當然我看的《西遊記》英譯版是北京外文出版社的詹納爾版,至於余國藩教授那部——用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的悼詞來說——“里程碑式的譯著”,則是遍尋不著,一直無緣拜讀,但心裡的好奇始終未曾稍減。所以在2012年春天,我的出版商果麥文化準備去紐約參加美國書展,其總裁瞿洪斌先生邀我同去,順道走訪幾個城市和國家公園。等到確定行程包括芝加哥以後,我第一時間想起了余國藩教授。

因為拙荊是《上海書評》的編輯,我早年也當過其主辦方《東方早報》的記者,所以偶爾會幫這份在讀書界享有盛譽的週刊做點事情。我提出到芝加哥採訪余教授,請他談談中國古典文學在西方的傳播與接受,得到陸灝先生和張明揚先生的慨然惠允。但余國藩教授是否樂意接受訪談,我並沒有把握,於是寫信給芝大社會學系的趙鼎新教授,請這位相識多年的前輩幫忙介紹。趙老師回郵給了余教授的電子郵件,但說余教授退休多年,對訪談未必有興趣。那年5月30日夜裡,我在忐忑中寫了信,沒想到翌日一早便收到余教授的答覆,除了確認可以見面而外,還透露了一個消息:自2005年退休後,他一直在修訂《西遊記》的譯稿,經過八年不懈努力,四卷本的修訂版即將由芝大出版社付梓。第二天余教授再次致信,說他身體不如年輕時強壯,會面的地點最好在風城市區,並問我是否有興趣參觀芝大出版社,他可以居中安排。我完全沒想到余教授竟然如此平易近人和熱情,驚喜之餘趕緊敲定了會面的時間和地點。

我現在仍然清楚地記得,那年6月7日下午三點半,余國藩教授準時走進芝加哥費爾蒙酒店大門的樣子。他穿著西裝,戴著一頂圓帽,看上去特別像從電視裡走出來的英國紳士。那天酒店附近正在施工,大堂裡回蕩著挖掘機的聲音,我提議到附近找個地方坐下聊聊,無意間走到了千禧公園北側的Tavern at the Park。當日早些時候我已經去芝大出版社見過《西遊記》英譯本的編輯David Morrow先生,並蒙趙鼎新老師賞過午飯,無形中有了共同話題,從一開始便聊得隨意而順暢。但是當我試圖把話頭引入原先設定的訪談主題時,他毫不猶疑地將其攔腰截斷,說中國文學在西方的影響等於零,沒什麼好談的,還是隨意聊聊便好。我自然唯命是從,洗耳恭聽余教授滔滔不絕地說了將近兩個小時,言及他的家世、在美國求學任教的經歷、對漢學界的看法,和他在文學翻譯和研究方面的心得。

聽完之後,我才明白余國藩教授為什麼會有英國紳士的氣派。原來他的曾祖父做過滿清的巡防使,祖父余芸(字逸民)乃是庶出,於1914年考入牛津大學默頓學院,畢業後到香港工作,被港英當局委任為高級視學官(相當於教育廳正廳級巡視員),並曾兼任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校長。他的父親余伯泉畢業于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長期奮鬥在抗戰前線,後來在臺灣官至總統府參軍長(相當於中央警衛局局長)、三軍大學校長,獲授上將軍銜;他的四叔和大姑均畢業于劍橋大學,七叔(本地法律界泰斗大狀余叔韶)及其長子則和余芸一樣,也畢業於牛津默頓學院。出身在如此顯赫的世家,其言談舉止有英倫之風也就不足為奇了。

余國藩教授生於1938年,正值山河破碎,其父長年在前線奔走,無暇顧及家庭,所以他自幼生活在祖父身邊。余芸諳熟英文自不待言,國學也有很深的造詣,著有《逸翁詩稿》。我猜想余國藩教授成年後的學術志趣,應該是受到其祖父很大的影響。他在談及家史時,主要是講述餘芸的軼事,談到乃父則只有寥寥數語。實際上,如果不是出於對學術的熱愛和對政治的淡漠,他不太可能在1956年隻身遠渡重洋,到紐約州赫夫頓學院(Houghton College)攻讀英語文學專業,畢竟那年余伯泉已經升任蔣介石政權國防部中將副參謀總長的高位。據余教授那天所說,其祖父極度厭惡蔣介石,所以雖然兒子是炙手可熱的達官貴人,他也不願搬到臺灣居住,而是留在香港終老。

從赫夫頓學院畢業以後,青年余國藩入讀位於加州帕薩迪納的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三年後轉入芝加哥大學神學院苦讀六個寒暑,在1969年獲得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他早年主攻的方向是基督神學,兼及英國和歐陸文學,尤以荷馬與彌爾頓研究見長,在《聖公會神學評論》(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美國宗教學院叢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等頂級學術刊物發表了眾多有影響力的精彩論文。1970年,余國藩教授動筆翻譯《西遊記》,並于同年開始在芝大東亞系兼課。由於真正地精通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和中文,他淵博的學識和廣闊的研究領域很快讓同事折服,1978年升任正教授,自那以後一直受聘於前述五個院系,開創了芝加哥大學的一段佳話。

如果從神學院讀博士期間擔任助教算起,到2005年退休為止,余國藩教授在芝加哥大學授課足足有四十年之久。在這漫長的教書育人生涯中,他令人震驚地指導了七十幾個博士研究生,而且和某些精通田忌賽馬大法、專門在美國講述中國歷史文化的華人學者不同,他所指導的博士論文絕大部分是西方人文科學方面的專著。他對學生應該是很好的,當日交談曾多次提及他的得意門生李奭學教授,對其天資和勤奮讚不絕口,並遺憾地說李教授身體不好,似乎是腰部有些問題,導致影響學問上的精進。後來聽我聊起和趙鼎新教授的交誼,便又談到了他另一個學生,同樣也是連聲稱讚。余國藩教授對學生的照拂並不限於在讀時,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對他們的關愛是多麼的持久和深切。1998年,如今供職於大衛斯加州大學的魯曉鵬(Sheldon H Lu)在《亞洲研究叢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撰文評論密西根大學的大衛·羅爾斯頓(David Rolston)的新著,指責後者剽竊其作品,但並沒有給出相應的論證。羅爾斯頓是余國藩教授的學生,1988年從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儘管他已經畢業十年,但看到他遭受不公指責,余教授依然挺身而出,親自致函《亞洲研究叢刊》反駁,結果是該刊編輯刊登了道歉聲明。

那天我說來起美國某些漢學家在中國部分學人和媒體中備受追捧,余國藩教授表示很難理解,因為在他看來,那幾個漢學家連基本功都是很成問題的。他舉例說曾經跟其中某個人聊起柳宗元的《江雪》,那人在翻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時,把“飛”字譯成了動詞;但其實“鳥飛”本身是和“人蹤”對仗的名詞片語,任何對中國古詩詞有入門級瞭解的人都不應該犯這樣的錯誤。

余教授也談到自己的身體。早年醫院查出他的心瓣和主動脈之間有個細微的瘺口,隨著年齒的增長,瘺口慢慢變大,到2004年發展到心臟產生了雜音。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正好有個心臟專家是余教授的老友,他做了全面的檢查,建議不要動手術,而是通過藥物進行控制,但最近病情似乎持續惡化,心臟出現了一些狀況,可能還是要做手術。其實以當時余國藩教授的氣色,換了誰也看不出來他的身體竟然有這麼嚴重的疾病。

聊了將近兩個小時之後,余教授感覺有些疲憊,拿出一個資料夾送我,裡面是六份他以前接受採訪的剪報和一些未曾發表過的詩作。我讓服務員結了賬,陪他走到密西根大街上。他家在不遠處的克拉克街,華盛頓廣場公園西邊,是個很高級的社區。我和他在密西根大街和蘭多夫大街路口辭別,約好來日有機會再相聚。6月正是風城最美麗的季節,涼爽的湖風,湛藍的天空,摩登的樓宇,以及川流不息的車和人,構成了一幅令人心曠神怡的畫面,以至於我在目送余教授從容走向附近車站的時候,心裡沒有絲毫不詳的預感或者悵惘,完全料不到這次最初的道別,竟然是最後的永訣。此際回想起來,真是不勝唏噓。

回到上海,我胡謅了幾首紀錄美國之行的打油詩,想到見面時曾蒙余國藩教授惠贈詩作,於是便把它們寄過去請益,順便報個平安。余教授客套地謬贊了拙作幾句,告知新版《西遊記》英譯本將于當年10月上市,囑我到時務必一讀。其實不用他吩咐,我一直期待著能夠儘早一償夙願,並已經從芝大出版社的Morrow先生處獲知具體的出版日期。可惜美國的出版業和國內的差不多,跳票的事情時有發生,直到2012年12月,我才拿到余國藩教授那四大冊巨著。

我這人在讀書方面向來比較挑剔和刻薄,這一點熟悉的朋友是知道的,陌生的讀者如果看過我早些年發表在《上海書評》的文章,應該也有點印象。但是仔細拜讀完新版的Journey to the West,我對余國藩教授淵博的學識和精湛的翻譯技巧十分心悅誠服。這些年來看過的漢英文學翻譯作品也頗不少,讓我讚歎的只有陳順妍(Mabel Lee)教授操刀的《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英譯本,另外就是余教授的傑作了。但是我自己翻譯過部分《太平廣記》,深知從技術層面來說,高行健的小說譯起來要比《西遊記》容易得太多,而且我和余教授的翻譯理念幾乎是相同的。他翻譯《西遊記》時的策略,正是我近年翻譯歐美文學經典時所採用的:結合最新的學術成果撰寫詳盡的導讀;在必要處添加能夠增進讀者理解原文複雜性的注釋;不刻意強求當地語系化或者陌生化,而是因勢利導,依據具體的含義和整體的風格來確定某個句子應該意譯還是直譯;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到了2013年春天,我比較了余國藩教授的譯本、外文出版社的詹納爾譯本和最早的衛利譯本,並據此撰寫“《西遊記》西遊記”一文。該文5月12日在《上海書評》刊出後,我把電子版發給了余教授,隔了兩天收到他的回信。開頭他客氣地感謝我把他的譯作和另外兩個版本進行比較,只是他視力欠佳,在家裡的戴爾電腦上看網頁並不清楚,吩咐我寄兩份報紙給他,一份他可以找人放大了看,一份準備轉給芝大出版社存檔。

信的結尾卻令我大吃一驚。原來上次見面後,余教授的病情惡化得很厲害,幸虧找到西北大學一位蜚聲國際的醫生主刀,在2013年2月13日動了手術,2月19日順利出院,但當時仍處在康復的過程中。我不由既慚愧又感動,慚愧的是竟然在這樣的時候去瀆請余教授的清聽,感動的是他雖然抱恙,但還是如此迅速地回復。

隔了幾天,余教授收到報紙,看完便發來郵件,表示非常高興,因為當期報紙封面上有他的照片,而編輯選用那張上面,他正好戴著芝加哥大學的領結,他覺得只要是校友,看到報紙一定能認出來。另外一個原因是當期有劉紹銘教授的文章,他說劉教授是他的舊交,但退休後失去了聯繫,這次讀到文章就像和老友見面。我隔著電腦螢幕都能感受到他對母校的赤子之心和對朋友的拳拳盛意。對余國藩教授這種身為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的學界巨擘來說,這一點是特別難能可貴的,我以為。

甚至對只有一面之緣的後學晚輩,他也不吝愛護。我在“《西遊記》西遊記”中提出余教授的譯本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他看完文章,寫來長信提出兩點不同意見。我認為他說得很有意思,想到《上海書評》有刊登回應的慣例,便提議由我把他的意見翻譯出來,交由該刊發表。余教授斷然拒絕,說他的意見只是兩個友好的專業人士私下的交流,不想讓外人看到。我當然知道這只是托詞,他真正的想法是不願公開駁斥一個後生。這種胸襟和仁厚,讓我對他更加欽佩起來。

到了2013年夏天,拙譯《瓦爾登湖》出版,我在上海書展的新書發佈會上念了一篇題為“經典何以需要新譯”的講稿。書展結束後,我自然想到要把講稿寄給余國藩教授,請他指點一二。余教授在9月1日回信,表示完全贊同我的觀點,另外做了許多補充,提醒我在翻譯的時候要注意不同作家在文體上的差異。在這封信的結尾,他寫道:

“今天早晨,我在報紙上讀到當代偉大的愛爾蘭詩人西姆斯·希尼的噩耗,感到非常悲傷。他除了是個偉大的詩人,也是個傑出的批評家和翻譯家。他有句廣被引用的名言,叫做‘詞語是歷史和神話的載體’。我非常贊同他的說法。你的譯作體現了敏銳的歷史感,這讓我很欣慰,但在體現神話感方面尚有不足。”

我當時非常感謝余國藩教授的肯定和激勵,但萬萬沒想到,這竟然是我最後一次收到他的信。《瓦爾登湖》出版以後,我一直忙於其他雜事,去年初為了準備翻譯《哈姆雷特》,又到英國莎士比亞研究所訪學,所以長久疏於問候。去年冬天《上海書評》作東宴請返滬的趙鼎新教授,張明揚先生知道我和趙老師是舊識,命我叨陪末座。散席後我送趙老師去陝西南路地鐵站,途中聊起余國藩教授。趙老師說余教授近期似乎比較寂寞,每次打電話給他總是能聊很久。我聽了心有戚戚,想要給他寫封信。可惜其時適逢家母來滬治病,我每日在家裡和醫院之間奔波,兼又憂心如焚,竟爾忘了這件事。月初和拙荊閒聊,還合計著秋天去芝加哥探望余教授,豈知已經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

余國藩教授在芝大校園耕耘多年,桃李遍佈天下,嗣後紀念文章想必紛至遝來。之所以不揣冒昧,把自己和他粗淺的交往寫下來,是因為我認可我翻譯《月亮和六便士》時記憶很深的一句話:“假如大家的觀點沒錯,斯特裡克蘭確實很偉大,那麼由和他有過親身交往的人寫下的文章就不太可能是多餘的。”以余國藩教授學問之精深,再多的悼念也是必要的。況且拙文或許可以打破國內媒體迄今對余教授仙逝的沉寂,為他增添些許應得的公眾聲譽,儘管那肯定不是余國藩教授想要的東西——這可以從他贈送給我的詩作中看出來:

讀松桂堂集見先祖父詩句有感

三代曾游古學都,
長橋波影兩模糊。
人同浮藻蹤難聚,
詩有流芳德未孤。
為校經書忘歲月,
鮮圖章句遍江湖。
滄桑世事應如料,
惟願今吾是故吾。

2015年5月22日晚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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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悲劇外交家葉公超
2015年7月5日 第29卷 26期


廣東人葉公超曾為風雨飄搖的中華民國打了兩場外交勝仗,簽訂中日和約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但後遭蔣介石軟禁。他英文造諧深厚,學問極佳,讀書人本性導致他黯然掛冠,鬱鬱而終。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上午,從外交部長轉任駐美大使的葉公超,專程到桃園大溪角板山總統行館,向蔣介石辭行。葉氏在外長任內為風雨飄搖的中華民國打了兩場外交勝仗,一是與日本簽定《中日和約》,二是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這兩紙條約是國府在外交戰場上的最輝煌成就,並為台灣帶來了穩定的外交環境。兩場戰役,葉公超皆在第一線衝鋒陷陣,居功厥偉。葉氏轉換戰場前夕,蔣介石對這位外交主將,殷切叮嚀,諄諄囑咐,親送其上車離去,依依之情顯露於臉上。

三年後的深秋,亦即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葉公超突奉蔣介石之命猝離華府,飛返台北,立遭罷官。就像數年前蔣氏親口對孫立人將軍說要把他「孤立起來」一樣,葉公超從此形同軟禁。其時葉氏僅五十七歲,盛年遭貶,宦海興波;意氣風發、折衝樽俎的外交瑰寶,落荒孤島;二十載投閒置散,請纓無路,報國無門。葉公超步武吳國楨、孫立人之後,成為蔣氏威權統治下的犧牲品。在強人的王朝裏,順從凌駕才幹,領袖意旨高於理性判斷,愛放刺耳雜音的葉公超,得罪士林官邸,亦不見容於蔣氏朝廷,從政生涯竟以悲劇收場,七十七歲抑鬱而終。這是葉公超的命運,亦為中華民國坎坷外交的寫照。

葉公超本身是個矛盾叢體。他喜怒無常、陰晴不定,有時怒氣沖沖,有時開朗如春,但面對外交難題,始終能鎮定以赴。他恃才傲物、不拘小節,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會當眾用西裝袖口擦鼻涕(據在場目擊的老報人龔選舞說,葉氏此舉是故意藐視立法委員);在《中日和約》談判期間,東北籍國大代表錢公來當面用難聽的話譴責葉公超:「你只知道辦喪事,家裏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嗎?」葉氏心平氣和地回答:「葉某絕不賣國。」但葉公超亦有細膩體貼的一面,他會邀請老部屬的二十歲女兒沈呂竹(其父沈祖潯曾任駐象牙海岸等國大使),一道出席一九五九年白宮聖誕樹點燈儀式(註)。葉公超具有濃厚的書生氣質,但他大半輩子都廁身官場,宦海浮沉數十年並沒有稀釋他的讀書人本性,仍常在官聲喧囂的場合,展現他的直率、正直與坦誠。西方人說,坦率也是一種魅力,但葉公超的坦率,卻為他帶來災難與後患。外交藝術講究的是說話要有分寸、要委婉、要拐彎抹角,但葉氏卻近似一尊沒有約束的加農砲(a loose cannon),常會在不同場合發表不合適、不妥當甚或貶損元首的言論。他的任性和欠缺自律,終於被人向總統府參奏,而導致其黯然掛冠。

在人才寥落的中國近代外交界,葉公超光芒四射、才藝雙全,學而優則仕。他的英文造詣之深(包括口語),在中國外交史上罕見其匹。他是把詩人艾略特的詩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寫過暢銷書《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的湯晏,從台北建國中學、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負笈新大陸,獲紐約大學(NYU)史學博士學位。數十年來專注於中美近代外交與學術人物研究,卓有所成。湯晏走進葉公超的兩個世界,追尋這個才具之士的學問與事功,詳贍細密,頗具創見。湯晏把葉公超的一生分成「艾略特世界」(文學)與「杜勒斯世界」(外交),這兩個世界象徵了葉氏的前半生與後半生。葉公超去世三十多年來,迄無一本完整、全面而又具深度的傳記問世,誠為一樁不可思議之事。湯晏窮數十年伏案之功,填補了這個空白,可謂海內外知識界之一大盛事。

文藝理論深厚後輩欽佩

葉公超做過《新月》雜誌編輯,亦曾任教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他的得意女弟子、中譯艾略特名作《荒原》的趙蘿蕤回憶說:「做為老師,我猜他不怎麼備課……。他只是憑自己的才學信口開河,說到哪裏是哪裏。反正他的文藝理論知識多得很,用十輛卡車也裝不完的。」葉公超的學生、史學家楊聯陞說,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為紀念五四運動,哈佛燕京學社和東亞研究中心聯名邀請葉氏到哈佛演講「五四前後的中國文學」。楊氏回憶道:「葉師坐下來講,手無片紙而話如行雲流水,由清末講到左翼作家聯盟,講故事甚多,極有風趣,講完略有討論。大家都很欣賞,連以《五四運動》一書起家的周策縱兄都表示欽佩。」

然而,滿腹詩書的葉公超在學術上和文藝創作上卻惜墨如金,鮮少作品,更遑論足以傳世的重量級著作。這種遺憾不僅是葉氏個人的缺失,更是中國學術界與文藝界的損失。他的學生錢鍾書說他「太懶」,這也許是葉氏疏於創作的原因之一。他述而不作,又不寫日記,留下空白於世,誠屬憾事。葉氏晚年表示:「若沒有抗戰,我是不會進外交界的,我後悔沒有繼續從事文學事業。」如葉氏未改行,賡續在學界營生,他是否會有更多的著作問世呢?沒有疑問的,葉公超在「杜勒斯世界」的成就與貢獻,遠大於他在「艾略特世界」的表現。而葉氏在人間長留去思、在歷史鑄下永恆烙印,即是他在五零年代為驚濤駭浪的台灣充當外交舵手,而使國府能夠突破逆境。

蔣介石從艾森豪和杜勒斯手中獲得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灣有了安全保障,美國以文字保證出兵保護台灣,有所得必有所失,蔣被迫公開放棄了反攻大陸的國策。但他私下始終堅持要揮戈反攻,他不斷找機會,甚至任命劉安祺擔任總指揮。蔣介石統治台灣四分之一世紀,從未忘懷「打回大陸去」的願望,他一直活在不可能實現的信念中和不切實際的虛幻裏,數十年如一日,直至入駐慈湖。在近代中國的政治舞台上,蔣介石從配角演到擔綱主角,但他的統治勢力從未遍及全大陸。他在台灣真正享受到統治威權的快感,沒有軍閥的倡亂、沒有政客的叫囂、沒有共黨的造反。台灣是蔣家的天下,蔣介石成為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蔣介石是個意志力極強的獨裁者,肯定其治台成就的人,把他在五、六零年代維護台灣安全列為首功。

遭告密侮辱蔣介石

在中國傳統上,政治上的絕對權威,涵蓋了一切,在政策上不允許有任何雜音。蔣堅決反對外蒙古加入聯合國,當他聽到葉公超和蔣廷黻兩名外交大員都表示異議,又看到駐美文化參事曹文彥和其他官員向總統府密參葉氏言語侮辱總統的報告,不禁勃然大怒、痛恨至極!他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的日記上寫道:「葉某之奸滑言行,當不出於我意想之中。而其對我之污辱,其愚昧狂妄至此,殊出意外。好在發覺尚早,猶有準備之時間。惟其投機成性,如政府勢力強固,彼當不敢叛變。……則其推波助瀾出賣國家,成為吳逆(按:吳國楨)第二,乃意中事。」一向仇視自由派文人學者的蔣氏,在同一天日記上又記:「十年來,更覺文人之無德妄為,毫無國家觀念之可痛。而留美之文化買辦,凡長於洋語者,無不以一等奴隸自居為得意,可悲極矣。應切記。」氣急敗壞的蔣介石在日記上,把葉公超比成秦檜、張邦昌,並屢稱葉氏為「葉奸」、「葉逆」。在日記上可以看到被陶涵(Jay Taylor)等史家大捧為儒家代表的蔣介石的另一種面貌,一種與公眾形象截然不同的面孔。

葉公超和俞大維在台海風雲最緊張的五零年代,可說是蔣介石政府的兩大王牌閣員,一主外交,一管國防,共同協助蔣度過最險惡的時期。葉、俞皆「長於洋語」,葉氏以文學起家,俞則精於數理邏輯(哈佛博士),在蔣政權中堪稱一對傑出國士。葉氏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病逝台北石牌榮總,最後一個到病房去看他的人即是當年和他並肩作戰的俞大維。

葉公超從蔣介石角板山依依送行到被蔣痛斥為「葉奸」、「葉逆」,從外交愛將到被打入冷宮,甚至被懷疑會「叛變」,不僅標誌了獨裁政治中君臣關係的脆弱本質及乍暖還寒,且凸顯了雖屬重臣,仍難逃揮之即去的悲哀!在蔣、毛主宰的海峽兩岸,其治術和帝王心態竟與封建時代,別無二致。

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葉公超首次回到睽違十七年的華府,和老朋友聚首共話桑麻。老外交官周谷說:「那次他給我的印象,他確實身體、思想都老了。……已逐漸消失了他當年那一股豪邁逼人的英氣。」

葉公超是書生報國的典型人物,他有功於社稷、無愧於職守、留名於青史。失去一個葉公超,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葉公超。那個時代早已遠去,國士的身影卻越來越高大!

註:一九五六年,葉公超以外交部長身份訪問越南,當時沈祖潯(建築師沈祖海的同父異母哥哥)擔任駐西貢代理總領事,沈氏的十七歲女兒沈呂竹曾見過葉外長。三年後,在肯塔基州讀大學的沈呂竹,路過華府,鼓起勇氣到雙橡園大使館拜訪Uncle Yeh。葉公超看到沈呂竹,驚喜地說:「小姑娘長大了!已是大學生了,來華盛頓有事嗎?」沈女簡單說明後,葉大使突然問她:「你有沒有帶旗袍?」沈女說有。葉氏即說:「今晚是艾森豪總統在白宮最後一次為國家聖誕樹點燈,我帶你去,做我的貴賓。你把地址告訴我的秘書,穿上旗袍,好好打扮。我的司機下午四點半去接你,我們先在大使官邸吃晚飯,再一起去白宮。」儀式結束後,葉大使又帶沈呂竹逛華盛頓紀念碑一帶,並看到了台灣送給美國的用葉氏的書法刻成的大理石禮物。參看沈呂竹著:《壓不倒的玫瑰》(中譯本),作者自印本

http://www.yzzk.com/cfm/blogger3.cfm?id=1435203927794&author=%E6%9E%97%E5%8D%9A%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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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禮貌的淫蕩——張愛玲談探戈

好個「有禮貌的淫蕩」,已故文學大師張愛玲在她的短文《談跳舞》中直接而露骨地點出探戈最深刻的內在意含,令人頗感「高尚的粗鄙」。

  因為文化的差異距離,探戈一直與大部份的中國人距離頗遠,在一般文學中並不易出現。張愛玲似乎是少數直接描述探戈的作家,儘管她並非以喜愛的態度來描寫,但已經盡到了客觀的評述,直接點出的它的精神,頗令人嘆服,尤其是「有禮貌的淫蕩」一句。


  張愛玲認為「舞蹈是“腳談”,本來比麻將、撲克只有好,因為比較基本,是最無妨的兩性接觸」。其實大部份的雙人舞都是兩性交際的一種方式,都帶有性慾的表情,只是經常在文明的教化裡,衣冠楚楚的舞步中,性慾的成份降低了,但其隱藏其間的性暗示卻依舊波濤洶湧,尤其以探戈為甚,這也正是舞蹈迷人之處。

■節錄自張愛玲《談跳舞》 外國的老式跳舞,也還不是這樣的,有深厚的情感,契訶夫小說裡有這麼一段,是我所看見的寫跳舞最好的文章。……她又和一個高大的軍官跳波蘭舞;他動得很慢,仿佛是著了衣服的死屍,縮著眉和胸,很疲倦的踏著腳。——他跳得很吃力的,而她又偏偏以她的美貌和赤裸裸的頸子鼓動他,刺激他;她的眼睛挑撥的燃起火來,她的動作是熱情的,他漸漸的不行了,舉起手向著她,死板得同國王一樣。 看的人齊聲喝采:“好呀!好呀!” 但是,漸漸的那高大的軍官也興奮起來了;他慢慢的活潑起來,為她的美麗所克服,跳得異常輕快,而她呢,只是移動她的肩部,狡猾地看著他,仿佛現在她做了王后,他做了她的奴僕。 現在的探戈,情調和這略有點相像,可是到底不同。探戈來自西班牙。西班牙是個窮地方,初發現美洲殖民地的時候大大闊過一陣,闊得荒唐閃耀,一船一船的金銀寶貝往家裡送。很快地又敗落下來,過往的華美只留下一點累贅的回憶,女人頭上披的黑蕾絲紗,頭髮上插的玳瑁嵌寶梳子;男人的平金小褂,鮮紅的闊腰帶,毒藥,匕首,拋一朵玫瑰花給鬥牛的英雄——沒有羅曼斯(註:romance),只有羅曼斯的規矩。這誇大,殘酷,黑地飛金的民族,當初的發財,因為太突兀,本就有噩夢的悲慘離奇,現在的窮也是窮得不知其所以然,分外地絕望。他們的跳舞帶一點凄涼的酒意,可是心裡發空,再也灌不醉自己,行動還是有許多虛文,許多講究。永還是循規蹈矩的拉長了的進攻回避,半推半就,一放一收的拉鋸戰,有禮貌的淫蕩。

http://hcharles.blogspot.hk/2006/11/blog-post_2.html

Richard Galliano Sextet - Oblivion (Astor Piazzolla) Sébastien Surel - solo vi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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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愛玲說》
http://www.pentoy.hk/%E6%96%87%E5%8C%96/k100/2015/07/06/%E6%88%91%E7%9C%8B%E3%80%8A%E6%84%9B%E7%8E%B2%E8%AA%AA%E3%80%8B/

劉紹銘︰張愛玲現象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apple/art/20130609/18289932

劉紹銘 - 課室內的張愛玲
http://vicsforum.blogspot.hk/2015/05/blog-post_54.html



最後修改時間: 2015-07-07 13: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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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熱辣﹕武則天與陳寅恪

  【明報專訊】 其實,我對以武則天生平為題材的電視劇,沒有多少興趣,但我對她的事蹟,卻相當好奇。關於武則天,陳寅恪的研究可謂一枝獨秀,他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940)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942)二書,提出「關隴集團」和「關中本位政策」,影響甚遠。


 破壞與當權

 西魏宇文泰割據關隴,他創建的「關隴集團」融合胡漢文武為一體,將相兼任,開創霸業,隋唐繼承並擴大了宇文泰的遺產,而關中本位政策「以割據之土依附古昔,稱為漢化發源之地」,而且行府兵制,兵農合一。到了武則天當政,她的氏族不屬於「關隴集團」,她為了消滅唐室的力量,開始破壞「關隴集團」與「關中本位政策」的傳統,崇尚科舉文詞進身的士大夫,使將相文武分途,武則天的破壞力和影響力實在巨大,埋下「關隴集團」崩解墮落的伏線。


 武則天又如何鞏固自身的權力呢?早在1935年,陳寅恪在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了論文《武曌與佛教》(收錄於《金明館叢稿二編》),他將武曌視為「中國歷史上誠為最奇特之人物」,但論者多而發明少,《武曌與佛教》主要討論兩點,一是武則天家庭傳統與宗教信仰的關係,二是武則天與佛教經典的關係。陳寅恪的析論精妙,我只可簡而言之﹕武則天的母親楊氏為隋之宗室後人,隋文帝開國即恢復佛教(北周滅佛,楊堅代周而立),隋煬帝崇奉佛教,楊氏家世遺傳,篤信佛教,武則天幼時受家中佛教薰習,十四歲入宮中前一度為沙彌尼,太宗駕崩後入感業寺,可見武則天與佛教的關係甚深。
 《武曌與佛教》再論武則天與佛教經典的關係,因為武則天為前所未有的女皇帝,需要證明自身的地位,但儒家經典不許婦人當政,於是要比附佛教經典,武則天在全國頒行《大雲經》,只因經中有女身當王之語。佛教符讖與武周革命,關係也深,她的佛教信仰和政治地位,互為作用。


 學術思路

 陳寅恪論武則天,縱橫交錯於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精神文化之間,令人嘆為觀止。若要理解他的學術思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助理教授陳懷宇的《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一書,有清晰的引介。


 《在西方發現陳寅恪》有2013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原版,全書共有十一章,如今香港三聯版只有七章,但本文的參照還是港版。《在西方發現陳寅恪》開頭四章的資料充實,分別討論陳寅恪留學哈佛史事鉤沉、與德國及歐美學術的聯繫、東方學之目錄學源流。陳寅恪早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但沒有拿任何學位。1921至25年,陳寅恪留學德國,日後研究重點轉為唐史,陳懷宇說也許是來自白樂日(Etienne Balazs)論文《唐代經濟史研究》的刺激,而1923至25年間白樂日和陳寅恪都在柏林大學進行研究,但這些也只是假設,還需要更多佐證。


 中華文化本位主義

 第五至第七章比之前四章更為精彩,第五章以「文獻主義與民族主義」為題,討論陳寅恪的佛學研究,重點在於他以佛教文獻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為中心,但無意於田野工作和宗教實踐,第六章比較德國哲學家及神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與陳寅恪,點出二人「在討論民族和種族時都輕血緣重文化」,陳寅恪在研究上帶有「文化民族主義或者中華文化本位主義色彩」。


 回到上文提及的論文《武曌與佛教》,陳寅恪討論《大雲經》的原文內容與翻譯,是為了理解武則天的政治地位如何建立。女身任帝王之教義,出自華夏民族以外的佛典,但陳寅恪在分析了《大雲經》的女王故事以後,就在結論中說﹕「殊不知女身得為帝王之說,實源出華夏移民所主張,此俗所謂家有祖傳之寶,苟為子孫所忘而別從他人求乞。」字裏行間,似有陳懷宇所說的中華文化本位主義色彩。


 且回到白樂日、陳寅恪和唐史研究的問題。陳懷宇說陳寅恪「將治學重點轉向唐史不會早於1931年」,但陳寅恪的與妹書云﹕「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 」而陳寅恪與妹書的寫作年份是1923年,此時白樂日的論文《唐代經濟史研究》尚未出版,而白樂日剛好是在1923年才進入柏林大學。


 更值得思考的是韋伯(Max Weber)的影響,陳懷宇說「白樂日的研究路徑正是以韋伯之政治經濟學和宗教社會學為理論依托來研究唐代經濟史」,韋伯是德國的學術領袖之一,晚年更以《以學術為志業》和《以政治為志業》兩文引起廣泛關注,他在1920年去世,但影響力肯定未曾消減。韋伯的著作如《儒教與道教》、《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宗教社會學》思考宗教、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關係,陳寅恪顯然無意成為宗教社會學學者,但他受西洋學者影響,關注宗教與社會政治的關係,正如他在《武曌與佛教》中說,「此類政治與符讖關係,前人治史,多不知其重要,故特辨之如此。」前人治史不重視宗教符讖,但西人治史可相當重視宗教因素,談論陳寅恪的學術旨趣,以及說白樂日和陳寅恪的相互關係,似乎更值得考究一下韋伯對陳寅恪的影響。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懷宇的《在西方發現陳寅恪》確是好書,不單令我好奇北京師大版的全貌如何,他的著作如《中國中世寺院主義之復興》、《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近代傳教士論中國宗教﹕以慕維廉《五教通考》為中心》、《景風梵聲﹕中古宗教之諸相》也應該相當可觀,尤其是最近有元代景教銅牌展,而《景風梵聲》又有景教研究部分。

 看罷《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不禁慨嘆當今再沒有大師了。從晚清到民國,名家輩出,獨當一面,陳寅恪遭逢戰亂,眼睛失明,但著作不斷,令人由衷敬佩。陳寅恪擔心馬列主義以夷變夏,他所憂慮的卻成事實。陳寅恪關心政治,但沒有從政;醉心學問,但沒有學位,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留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堪為後學的信念。

 文/鄭政恆
 編輯/盧子俊

陳寅恪的唐史研究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http://www.dhist.ndhu.edu.tw/~nchw/download.php?filename=206_05f2ca5e.ppt&dir=news&title=%E6%AA%94%E6%A1%88%E4%B8%8B%E8%BC%89

陈寅恪分析武则天崇佛的缘由
http://xuewen.cnki.net/CCND-TJBZ201010140052.html

陈寅恪先生文稿集
http://www.findart.com.cn/wenxian/show/27159/

試論《普賢菩薩說證明經》與武周政權的關係 - 國立高雄大學
http://ir.lib.nknu.edu.tw/retrieve/18747/%E8%A9%A6%E8%AB%96%E3%80%8A%E6%99%AE%E8%B3%A2%E8%8F%A9%E8%96%A9%E8%AA%AA%E8%AD%89%E6%98%8E%E7%B6%93%E3%80%8B%E8%88%87%E6%AD%A6%E5%91%A8%E6%94%BF%E6%AC%8A%E7%9A%84%E9%97%9C%E4%BF%82.pdf

武則天身世的一點猜測
http://big5.eastday.com:82/gate/big5/aw.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451/1/class045100001/hwz9912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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